但我们自己呢？也许，陈虻还是幸运的，再也没有堕落的可能，而我们却都要格外小心，下坠的前方还有很大的空间。说起来也怪，陈虻走了，总有人凭吊；可二十年里，好的理想与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么从不见人伤感凭吊？

没办法，已经死去的和依然活着的，是同一个人。

纪念，能让我们不再堕落地活着吗？

五、

二十年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像当初有人投奔延安一样，来到《东方时空》，自觉自愿。理由不同，动力却是相似的，想要改变一些什么。

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

二十年，我们从当初的反抗者，变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有名有人有权还有人有钱，有人什么都没有可起码还有行走江湖拿得出手的回忆。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可能，已悄悄由当初的开拓者，变成了今天的拦路人。只不过，在回忆中，我们还以为自己保持着战士的姿态而已。

今天，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是浑然不觉地让自己舒服？还是自省自觉地让年轻人舒服让时代与未来舒服？我们该不该让利？还是过后不久，被新的反抗者从幻觉的神坛上打下？

这反省，是不是也该成为纪念中的使命？

六、

好了，该从伤感中转过身来。

陈虻离去几天后，我在文字中曾这样问同事更问自己：“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

是啊，二十年的纪念，究竟是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的起跑线？

如果对《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的纪念，只是伤感，只是吹嘘，只是“大爷曾经当初怎样过”的售卖，纪念，又有何意义？

七、

这个时候，我翻开了这本书，然后便有些惭愧。身在其中的，已有些麻木，而在远方的，却刻骨铭心着！徐泓老师，从未在《东方时空》的“组织”里工作过，但却一直关注帮助着《东方时空》的成长。陈虻走了，我们大家哭过就散了，可徐泓老师却一字一句地开始整理，终于让陈虻栩栩如生，对此，我该说些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话语，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会过时，甚至成为错误或反动的恨不得立即删除。而陈虻已离开四年有余，那些曾经精彩的话语，会不会过时？还有没有价值？我想，不会过时，当然还有价值。因为陈虻不那么政治，不那么聪明得见风使舵，他只关心人性、关心内心、关心传播的规律，也因此，他的那些话语和思考，可以更多地经受岁月的推敲。该是十年或二十年后都值得一读再读吧！更何况，这些声音留下来，已成为一段历史的旁白。

对此，该对徐泓老师说声“谢谢”，因为这些话语已经像一种唤醒，告诉伤感的人又该出发了！我们应该明白，一切都没有结束！

八、

曾经有人说，青春无处安放。我想，与此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不管现今的青春如何美好并丰满，却并不让我们羡慕，因为在《东方时空》里，我们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无可替代，无法复制。

接下来，抱怨与伤感，可以安放我们的中年吗？回忆，可以安放我们的老年吗？

我想不能。我们的中年正无处安放，不出发，也就这样了。而如果出发，我们还该有更好的中年与老年。这一切，只需要与自己为敌，重新拿起手中的枪。

九、

陈虻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二十年，纪念中，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重温了出发时的誓言，那么今天，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

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

这，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