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记者没有一个专业的坐标系，所以他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而每一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又不一样，所以这就会导致一个栏目即便包装都相同，主持人面貌没有变，但是它的各个节目的风格是不一样，因为思想的方向就是不一致的。

但我们看一本成熟的杂志，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就会感觉到无论是谁写的文章，不管是出自哪个作者之笔，都带有这本杂志的风格，总是跟《中国新闻周刊》不一样，跟《南方周末》有差别，那么这种内容上的风格，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比如排版那样的风格，其实是靠这个团队确立的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我们要想建立这样一个坐标系，需要每个编导在每个选题的把握上要明确自己的价值理念。

陈虻：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陈虻强调：一个导演，在拿到一个选题的时候，必须认识到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是两件事儿，必须明白，我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选择了某一个新闻事件，并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你确定了要做一个新闻事件，只能说明选题是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呢？选择了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是两件事儿，你选择了选题，你只是完成了第一件事儿，你如何去把握这个选题，是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件事儿比第一件事儿的份量一点都不轻。因为主题有好多呢，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这就叫智慧，一个片子的智慧的含量。

如果你没有把第二件事儿，也就是我说的把握主题当成一个拍摄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流程的话，你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换句话说，你必须把你的第二件事，也就是对选题的把握和思考，写在你的选题报告上。如果你知道确定选题这是一件事儿，确定主题这又是一件事儿的话，你只有把第一件事儿告诉了我，你没有把第二件事儿告诉我。而我在你的片子里也没有看到，那只能说明并不是你在选题报告里给我打埋伏，而是你确实就没想明白。当然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你不能不告诉自己。

你们的报题大多只是事件的梗概，然后就说要关注这件事儿。其实事实上最后做出的片子跟你的报题是一个水平。不信你们自己看看，把你们以前的报题和你们最后根据这个报题做出来的片子拿出来对比一下，在思想深度上，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大多数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从你开始拿到这个选题，决定做这个选题，到你做完这个选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都是停留在你拿到的时候那个水平。

你如果是很清醒地去判断这件事情，和很盲目的去判断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指哪儿打哪儿，和打哪儿指哪儿是两件事情。我现在看了很多的片子，有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缺乏对题材的把握，而把握它本身是需要思想的，是需要思想深度的，是需要方法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新闻事件摆在我们面前的时 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哪些东西。

究竟该如何深入思考？如何把握主题？陈虻具体举例。

如果给你这么一个选题，说一个大学生放弃了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公务员的身份，回到农村当村长去了，就这么一个事儿，让你做一期节目，你会做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实际上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回的农村，但他的老婆和孩子也得跟着他回回去。从人性的层面去拷问的话，他要实现个人的理想，但他实际上要连累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个人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他要承受哪些代价，他可能要担当一个罪人的角色，或者他必须去安抚别人，他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就必须要面对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可能是负罪和愧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从他的政治理想来考察，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是怎样的一种心志，他是怎么样去考虑人生，他怎么样去认识社会，他是怎么样设计自己人生道路，这又是一个主题，这就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的成长路程，回到农村是他理想的起点，这又是一个话题；第三个可能，还可以考证他在文化上的孤独感。一个人当他回到这样一种环境中，他在文化上很可能是孤独的，因为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和以前相比有强烈的反差，但他没办法，这就是他要面对的现状。所以我要考证他在文化上的孤独，这种心灵上的不适应，恰恰可以证明某些问题，所以也是我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