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

十八岁的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

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这般，却还要整天听高音大喇叭喊“社会主义江山千伙万代！”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却还要由全国所有的报纸来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壮大了革命派！”——而所谓敌人，与“造反派”们相比，又令我感觉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码不比凶恶的“造反派”们对社会具有危害性……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中国人将另一部分中国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

那会儿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

想到了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

好大的一张网，一个不漏，将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网中了，而网纲攥在几个掌控全中国人命运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手中。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连小学生都难以从网眼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