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的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而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的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

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

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

洪元紧张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召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们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作了作样子。

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