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

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其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

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

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

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十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

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发给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

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经常陪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