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你做个证。”说完把脸转给我，“请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说什么？”

“你不是刚才说但愿我以后怎么怎么的！”

“好！你胜了！”于是我把书包一背，怒气冲天地出了阅览室，在那一刻我感觉陈芳内心一定在窃笑不已。

回宿舍后我心情很烦躁，被捉弄的感觉就像是在我喉咙里扎进了一根鱼刺。我点燃支雪茄，走到桌边坐下，看着窗外纷飞的冰冷细雨，眼前尽是即将进入冬日前的预兆，在我左侧，绿色的窗帘挡住了我的视线；右侧，高大的已经开始凋落树叶的榆树庇护着我不受到对面楼上学生的窥探，在这个阴沉天气里，我似乎与世隔绝，但却在思想的世界穿越覆盖在我头顶的天棚，把幻想翱翔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在我的手边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编撰的《全球通史》，可此时我一个字都看不下去，透过眼前的烟雾，我细细端详秋日下午的景色。越过对面的楼顶，我看见一行南飞的大雁穿行在白茫茫云雾之中，似乎这细雨都不能阻止它们寻求温暖的渴望。它们一定刚刚经历了凄厉的狂风和驱赶它们离开栖息土地的暴雨，是啊！追求心灵和肉体的慰籍又有什么过错呢？

我重又低头看书，看我手边的这本《全球通史》。历史研究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完全客观的观点。那么偏见，仅仅是因为我们居身于自己的小天地而天然地不可避免地带来，所以，偏见总是让人的视线被遮蔽在真实的假面之后。陈芳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我，让我苦恼。也许有读者说你为什么不去用美好的行为去感化她，让她重新认识你呢？是啊！也许这就是我的不幸，我无法放下自己的架子屈尊降贵去迎合她的傲慢，我不能用乞求赢得她的青睐。虽然我知道乞求是一个成功的求爱者必备的素质，是一剂灵丹妙药。可我依然无法使用这种对我来说可能有效的捷径。

“总会有办法的！”我愤懑地握握拳头，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玻璃窗推开，寒风立刻吹拂到我的脸上，那潮湿的细雨也在我脸部的毛发留下它的痕迹。“我要报复，陈芳，在赢得你的芳心之前，我首先要杀杀你的傲慢，要让你知道，不是任何一个求爱者都是可以被你随意捉弄摆布的。”

第二天，一个稳妥、能达到报复目的办法在我的脑子里形成。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动用脑细胞去报复一个女孩。

我打电话给朋友郝军，他是一家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他喜欢收集邮票、货币之类的东西。我问他要了张一百元的假币，我知道他有这种东西，因为我曾给过他。那是我在报社时给一个商家帮忙，对方给我酬劳时夹在里面的，后来我花钱时被小店的老板发现后退给我，我转手就送给了他。

我一如既往到图书馆借书，每次我都找陈芳，她也许是认为上次捉弄过我后，我已经对她有了警惕，或者是她觉得上次对我的确过分了些，所以没有再给我设套。我像是忘了上次的不愉快，照旧与她调侃，拉近与她的关系。她依旧很冷地与我说话，用讥讽来回应我。

有一天我借了本《论平等》的哲学书后，我就像忘了那书一样没再去还。我一直拖到了年底，快到元旦的时候我才去还书。

“你书过期了！”她这次没有上次的兴奋，而是就事论事。

“我知道，又是要罚款了吧！”

“对！”

“那就把上次你欠我的算上吧！”

“不行！你上次的钱不够！”她冷冷地说。

“怎么可能？我上次可是给了你一百——”我说，“你这是故意整我！”

“没有人整你。你看日期，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不可能。”我接过书仔细看了看，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把头一垂，无奈地摇着头，嘴里小声咒骂：“奶奶的！我真是个猪脑子。”

“还要交多少钱？”

“二十。”

“不能免了吗？”我用可怜的语气乞求她，希望能得到宽恕。

她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我真怕她说可以，因为那样我的计划就实现不了了。

我装作万般无奈的样子摸自己的口袋，从里面拿出一元和五元的票子，但只有不到十元钱，于是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她。

“我没有零钱，你给找钱吧！”

“我找不开！”

“那我没办法！你想办法了。”

她见我的确没有零钱，只好接过钞票仔细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于是从自己包里拿出钱包，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五十，五张十元的钞票，她把一张五十和三张十元的递给我，把两张十元扔进了抽屉，把百元钞票塞进自己的钱包，然后给我开了张罚款收据。

我满脸愁苦地接过罚单，在唉声叹气中离开了。

我离开图书馆并没有走多远，我径直穿过路边的樱花树丛，找了一片还青绿的松树林，那里有石桌和石凳。我把书包扔在石桌上，拿出我这段时间经常看的《波斯尼亚简史》和一包雪茄烟。我的心情异常轻松，这里偶尔会有学生经过，在他们未看到我时，他们必定先闻到我手里雪茄燃烧发出的特殊的烟草气味。透过松树林的间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往图书馆的路上的一切情形。我一边看书，吸雪茄，一边在等待她的来临。此时是下午四点钟，她还有一个半钟头下班，我可以利用这个闲暇时间好好看看手头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