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快”文化如何降温退烧

当“快”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影响和作用就远远超出了“快”的应有之义，成为与“科学发展”相背离的一种社会现象。“快文化”亟待消退。

首先，应弄清为何而快，为谁而快。在快文化的作用下，大家行色匆匆，以至于忘了目的，不明对象。《旧唐书》里有一句话“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毫无疑问，“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人”，是“百姓苦乐”。“人”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标。因此，求“快”之道，必须围绕四个“人”字展开。

一，是不是为了“全体人”。在“快”的急行军中，需要前行的不光是哪一部分人、哪一个群体、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地域的人，而是所有的人，决不能只顾自己跑得快，而将一部分人甩掉不管。改革开放以来，富人发展快是好事，但不顾穷人的“快”就不是好的“快”；沿海地区发展快是好事，但不顾中西部地区的“快”就不是好的“快”；城市发展得快，但不顾农村的“快”就不是好的“快”。

二，是不是为了“多需人”。人是多需的，既要物质产品，又要精神产品，还要政治产品。只顾物质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经济人社会”，物欲横流，人多趋利；只顾精神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乌托邦社会”，虚无缥缈，如空中楼阁；只顾政治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政治人社会”，政治高于一切，人多疯狂，比如“文革”。因此，有失偏颇的快都是毫无意义的快，关键要看这个“快”是否扣紧了社会价值的正向度，是否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是否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多种需求。看一个时代是否伟大，要看那些大人物；看一个时代是否幸福，要看那些小人物。

三，是不是为了“多代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世界领先，不可谓不快，但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忽视“社会贴现”的基础上，是以对未来的透支为代价的。比如，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形成的自然风景遭到破坏，无法修复；对农民工只知利用，不管职业培训，过度透支人力资源；污染环境造成几代人受害，过度消耗资源与子孙争饭吃。这样的“快”将无法向未来、向子孙后代交代。这样的“快”注定祸大于福。因此，求“快”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

四，是不是为了“具体人”。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为人民服务”，“文革”时喊得最响，但人民最得不到尊重，更何谈服务人民。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群体，正如西方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一样，“为人民服务”把服务对象抽象化，就成了“没有主体的服务”。只有“具体人”才是真实的，服务对象才是明确的。因此，任何一项政策的设计都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省略主体，虚化主体，空喊口号。如果“快”只是冠冕堂皇地打着“一切为了人民”的口号，而不能针对每个“具体人”的需求，这种“快”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