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国粹主义者志贺重昂在《日本人所抱宗旨告白》指出：“吾辈所抱的主旨大义，实际在于以日本的国粹为精神，然后能临机而进退去就。然而吾辈虽以国粹为进退去就的标准，但力求与宇内大势不相抵牾，能随正流而对待各种处境。犹如生物随机应变以自己的身体适应外界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日本的国粹为精神和骨髓”，再充分借鉴“希腊的开化”、“罗马的开化”和“英国的开化”，以成就“日本的开化”。这种国粹主义为体、欧化主义为用的主张，终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演变为赤裸裸的文化帝国主义。

2.近代的超克：文化民族主义演变为文化帝国主义

2004年，笔者在《世界哲学》期刊上策划了一个专栏：“近代的超克：二战期间日本学者论现代性”。该专栏聚焦的是这样一个事件：1942年7月一批日本学者参加题为“近代的超克”（即“现代性的超越”）座谈会。座谈会人员比较复杂，有《文学界》杂志同仁龟井胜一郎、林房雄、三好达治、中村光夫、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音乐家诸井三郎，电影界人士津村秀夫，神学家吉满义彦，哲学家西谷启治，历史学家铃木成高，科学哲学家下村寅太郎，物理学家菊地正士。这些与会者可分为三类，即具有浪漫派倾向的《文学界》成员、日本最著名的哲学学派京都学派的研究者以及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关的学者等。座谈会宗旨在于，探讨日本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太平洋战争时局和世界政治道德秩序的重建问题，批判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危机与弊病，反省明治维新以来“文明开化”式的现代化道路，重估东洋文化，并以东洋精神文明克服和超越西洋物质文明的危机。

许多论者认为，以前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是西方国家，它们凭借启蒙时代以来的科技优势，获得了君临全球的政治优势乃至文化优势。但这种近代观念在文化上显示出极大弊端，是造成近代危机的根源。下村寅太郎指出：“我们所称的‘近代’是由来于欧洲的，至少成为今天要超克的问题的‘近代’不外乎如此。因此，如果说由我们可以将近代的超克作为问题的话，那具体而言无非是与欧洲近代的对决。”这个对决，就本质而言是要以日本代表的东洋精神来实现对文艺复兴的超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讨论确实具有一种世界哲学的背景。自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起，对现代性和启蒙理性的批判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和德国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主旨。而这次日本座谈会的哲学主导是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京都学派。该学派一方面与德国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出要以“反抗意识”来面对西方思想。在座谈会中，京都学派学者西谷启治认为，东洋精神的核心是“主体的无这样一种宗教立场”。有学者评论，该概念直接脱胎于京都学派的大师西田几多郎的“绝对无”的观念。

然而，这个座谈会绝不止是一次纯粹的哲学会议，它的潜在主旨和客观效应都是为日本发动的战争，尤其是1941年12月发起的太平洋战争，涂抹一层浓重的伦理色彩和文化批判色彩。在京都学派的重要哲学家和史学家看来，这场战争的根本意义在于，日本在当今世界应当担负起文化使命和伦理使命。这个信念恰恰又是京都学派在此期间召开的另一轮座谈会的基本主题。那一轮座谈会共有三次。第一次召开于1941年11月26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1天，主题是“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第二次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3月，主题是“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第三次座谈会召开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之后，主题是“总力战的哲学”。这三次会议的主题高度强调日本需要承担起用东洋精神拯救世界的伦理责任。“东亚共荣圈”便是日本承担世界责任的重要一步。而对西方物质文明进行批判的思想战，就构成了日本“总力战”的重要部分。关于这一部分史料，近来出版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文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