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跨境”是个现代概念。许多跨境民族原本居住一地，但在后来国家勘界时被分别划入两个国家。当然，更多的跨境民族是因为民族人群向四方迁徙而形成的。第三，“少数民族”也是个现代概念。在中国，它们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专门调查、识别和界定出来的。许多少数民族在语言、源头记忆、民俗上与中国主体民族虽有区别，但因为混居日久，在礼仪、节日、建筑、信仰等方面高度接近。第四，所谓“跨境民族”虽然在今日中国都是少数民族，但在相邻国家却可能是主体民族。如傣族在现在中国境内是120万，但在老挝、缅甸、泰国和印度东北总数超过4000万人。此外苗族、瑶族、壮族在中南半岛，蒙古族在东北亚，朝鲜族在东亚都有广泛分布。

综合上述论述，在历史上以传统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圈包含几个要素：汉字、儒学、佛教、包括今日若干跨境少数民族在内的“海外华人群体”。这些要素涉及的国家分布于严格地理学意义上的东亚（中日韩）、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东北亚等国家地区。

2.对亨廷顿的挑战：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解构了中华文明圈

根据亨廷顿的界定，“文明（即我们所谓‘文明圈’）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大范围。……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它们’”。换句话说，“文明”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也是“我们”与“他们”的最大文化区分单位。

继《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4年亨廷顿又推出了另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那本书对作为移民熔炉、并引导着全球化潮流的美国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种可以将美国人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文化特性。亨廷顿认为这种特性是存在的，它的基本要素包括：英语、盎格鲁－新教文化、英式法制理念、统治者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对“异议”进行保护的新教价值观、工作道德，等等。这种对美国人文化特性的概括，实际上也是对一种文明的文化特性的描述。它为我们谈论一种文明的构成因素提供了新的参照。

无论对一种文明的构成要素做怎样的归类，从基本功能上看，文明确实是这个星球上能够建构起来的最大的“我们”与“他们”范畴。阿拉伯民族、波斯民族和突厥民族虽有不同的民族历史、语言和习俗，但伊斯兰教构成了它们之间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虽是不同国家，但它们都认同于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更是如此。如此看来，亨廷顿构建的“多极文明－文明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一理论思路是稳妥的。

但这里至少有一个例外，一个挑战，那就是所谓“中华文明（圈）”。在这方面亨廷顿的讨论有一个缺陷。他没有指出，在世界七大或八大文明中，“中华文明”究竟是过去式的，还是现在式的。所谓“过去式的”，当然是指所谓“中华文明”只存在于二次大战之前，清代结束以前，甚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在那以前确实存在着超越了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的“汉字文化圈暨儒学文化圈”国家群体，存在着佛教文化圈的国家群体。但这一切最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灰飞烟灭了。前已述及，二战前的日本一向以谋求中华文明中心地位为己任。韩国则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开始去汉字化和自我中心化的历史叙事。北朝鲜虽号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但它恰恰是在与现代中国关系最密切时启动了激进高效的去汉字化运动以及去中国化的历史叙事。在这个运动中，20世纪50年代末朝鲜彻底拆毁了在平壤的箕子陵墓。这个箕子是中国商代末年的贵族，但更是箕子朝鲜王朝（约前1000年－前100年）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