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陶皿，是大悲痛大磨难大创痕之余的定慧。

那些一度经火的器皿，此刻已凉如古玉，婉似霜花。

认识孙超这人，会使人有个冲动——老想给他写传记，因为太精彩。其实说传记还不太对，传记嫌平面，孙超的生平适合编成话本，有话有唱有板有眼一路演绎下去（或演义下去），这，先从三代说起吧：

轰然一声，三进大屋的第一进炸成平地。

接着，第二进也倒了。

那是中日战争的年代，地点则在自古以来一直和“战争”连在一起的徐州城。

一家人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位老妇人不动如山，端坐在第三进堂屋里。有个日本军人直走进来，看见她夷然自若地抽着水烟袋，啪哒——啪哒——日本人刚入城，是这片沦陷区的新主人，但她是这所屋子的主人，一向就是。现在屋子虽炸了，但主人还是主人，她不打算站起身来。

日本军人心虚了，他恭恭敬敬地放了一些东西在桌上，是罐头，沦陷区最实惠的礼物。老妇人用大袖一拂，所有的罐头砰砰然全落在地上。

依照当时战胜军人的气焰，此刻洗劫全家，亦无不可，但那军人走开了，走到藏书的地方，拿了几本书就走了。

那老妇人是孙超的奶奶。

她把全家赶走，说：“逃得愈远愈好。”可是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只凭一口气，跟整个日本军比强。

逃难的孙超和母亲冲散了，母亲炸死，父亲也回了老家。开始自己流浪的那一年，他八岁。等胜利还乡，他十六了，在徐州女师附小读了二年半，又碰到第二次劫难，于是又开始第二次的飘徙，平生最拿得出手的资历，大约就是流浪吧！

“绝不拿别人的东西！”

从小离家，但从来没遭过人白眼，只因家里规矩大，教得严，看到别人有好东西，规定先把手背到背后才准看，绝对不去碰一下。这简单而彻底的训练使孙超成为一介不取的人，而且，日后艺术上也一空依傍，绝不捡现成的便宜，他永远只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是青年军。连保送军校也不肯去念，他只想纯当兵，只想打最直接的仗。舍生不是难事，难的是二十年刻板严苛的军旅生活适应。那些年最大的慰藉是读书，读极硬的书。

记得有一本罗光著的《中国哲学史》，定价四十元，当年他的月薪十八元，他便去替人打毛衣（奇怪，一个大男人竟会织毛衣），三个月以后才存够买书的钱。

有一年，岁暮，有位中学老师邀他到家里去吃饭。他从清泉岗出发到台中市赴宴。绕着主人的屋子走了几圈，伸出的手几度缩回，竟不敢按铃，篱内的温暖家居图，不是这身二尺半可以撞进去的吧？严重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交战后，他终于爽约了。

回部队的车子晚上才有，他竟不知该去哪里。逛着逛着，他很自然的走进书店，老板娘站近他，眼睛盯着他不放，她怀疑这年轻的大兵是来偷书的，她的疑虑不算太错，他的确没钱买书，但不是来偷书，他来看书——也许不是看书，只因店里有光，书里有知识的闸门，而当晚他正无处可去。出身于有钱有势有根底的家庭，几曾受过这种侮辱，他夺门而出。

去哪里呢？无非是另一家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