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隆大夫。他住在科隆市区。马隆太太是德国人，可惜已经去世了。我父亲和他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俩曾多次跟随医疗队去遥远的非洲，救助那些受苦的穷人。我父亲说，有事就找马隆大夫，他可以收留我。”

我不禁大笑起来，真是天助我也！多加疑惑地问：“先生，您笑什么啊，难道我说得不对？”

我抚摸着她的头，说：“不，孩子，咱们是同路人，我会将你平平安安地带到马隆大夫那儿。快吃吧，待会儿我帮你梳洗下，换件衣服，这身打扮实在太显眼了。”

多加顽皮地扮了个鬼脸，她扯掉了戴在胸前的那个木牌，我拿起木牌，上面写着姓名和编号。我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字母和数字变成一只受伤的小鸟，它在向我哭诉。啊！我的小鸟，到我的心灵中来避难吧，我会为你疗治受伤的羽翼。不要哭泣，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再次翱翔在蓝天，永远快乐地生活歌唱。

我用力将木牌扔到车窗外，身心顿时轻松了许多。

为了保证多加的安全，我让她白天躲在床下睡觉，晚上出来透透气。多加很懂事，她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一直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快要到科隆时，我将行李箱里不必要的东西扔出去，让多加藏在里面。多加很瘦小，皮箱刚刚合适，当我合上皮箱时，多加对我说：“先生，您放心吧，我保证不出声。真的！”

听到她如成人般的语气，看着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面滚动着晶莹的泪珠，流露出无比感激的目光。我的心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下车前，我在箱盖上钻了几个小孔，好让多加不至于呼吸困难。由于有外交护照的庇护，从车站到马隆大夫住的街区，我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多加没发出丝毫声音，以至于我几次故意停下来，悄声问：“多加，你还好吗？”她调皮地用手指敲了敲箱盖，我这才放宽了心。

这一天，蔚蓝的天空颇有寒意，被太阳晒化了的片片白云，在天上飘浮。阳光透过树叶，洒到林荫道上，从我的衬衣上滑过，最后落在那个箱子上。

科隆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到了慕尼黑或是汉堡。四角形的广场被许多旧楼房环绕着，这些楼房是中世纪建筑和现代公寓，还有书报亭、杂货铺、高级商店和考究的餐厅，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笨重的支柱，上面装着磨砂玻璃罩的煤气灯。广场上有许多售货摊子，这里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在呼唤、说话、哼唱，有时甚至在打骂。杂乱的喧闹声就像波浪一样，从街道这头，经过人们的头顶、飘逸的头发、挥动的手臂，流到街道另一头。

屠夫们高举在碎肉之上的斧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人们因为害怕拥挤，把大块大块的面包举在自己的头上。货摊旁的衣柜里挂着各色的围巾，就像旗帜一样在空中飘荡。悬挂在木桩子上的便帽、礼帽、皮鞋、棉纱领带，仿佛一条条五颜六色的蛇，在风的吹拂下嗖嗖作响，不断向拥挤过来的人的脸庞扑过来。在小商店里，一些高级的白铁器皿被放置在阳光下，灿然闪烁；还有一堆堆猪肉，一包包柑橘也在这里兜售。马路上，慢慢地行驶着一些满载啤酒和肉的马车。在肉车上盖有一块块肮脏的破布，远远就能看见上面放的去了皮的牛骨头。还有一些载着面粉和家禽的小货车，上面的鹅鸭在嘎嘎叫着，有的还通过一层层格子伸出头来，冲过往的行人不停地喧闹，形成一片杂乱的音响。

一些乡下女人席地而坐，她们身穿红布衣，腰上系着围裙，带来的是黄油和鲜牛奶。

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在动物园里一早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了年纪的人——像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出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一艘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尔牙膏广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去，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