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马隆，问题其实很简单。这把手枪只有袁文渊和袁文道兄弟俩碰过。我想，日本人应该很了解袁文渊的个性，或许知道假如用家人的安全来威逼他的话，袁文渊会翻脸，会站在袁文道那一边。”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日本人故意激怒袁文渊，让他拿枪指着那个外交官，可目的是什么，难道他们提前就知道袁文道会抢枪杀人？”我说。

“要我看，人不是袁文道杀的。”弗兰教授说。

“袁文道没杀人？那凶手究竟是谁？”听了这话，我倍感兴奋，急忙催问弗兰教授，希望他尽快解开这个谜团。

“这点得感谢马隆，虽然我像福图纳托一样，被他关在酒窖里，不过他每天都给我送来当日的报纸。”

“老伙计，我可没像蒙特利索一样用砖墙把你砌起来。”

看样子，弗兰和马隆都是美国侦探小说家爱伦坡的忠实读者，他们所说的福图纳托和蒙特利索，是爱伦坡的小说《一桶白葡萄酒》中的人物。

“德国的新闻报道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详细。有关袁文道杀人的报道把案情叙述得很详细。第一声枪响后，子弹打在地上，枪口应该是指向地面。第二声枪响之前，所有新闻报道都是说，袁文道兄弟俩扭打在一起，将枪口高高朝上，两人最后到了一个角落里。这时，第二声枪响了，袁文道的妻子被击中。请大家注意，这时候的袁文道与他妻子的位置近乎平行，子弹怎么会打中他妻子呢？而站在他妻子对面的是那个戴墨镜的人，应该说这人疑点最大。”

弗兰换了张纸，画好图，继续说：“好了，先生们，我们再来看袁文渊的死。这人是死在屋门外，后脑勺中弹。按照鲁克警长的叙述，他是听见第三声枪响后，才一瘸一拐地跑回现场的。这时，袁文道背对着鲁克警长，拿着手枪，人已经疯了。日本外交官在哪儿？他恰恰正对袁文道。大家想想，袁文道没有开枪杀日本人，反倒开枪杀了自己的堂弟，从逻辑上推不过去。精神失常的人行凶杀人，他们大都直面死者，而不会背对死者。袁文道真要杀了他堂弟，应该是面对被害人，背朝日本外交官。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那位戴墨镜的人这时的位置，正好面对着屋外。”

“可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三声枪响，袁文道的确开了三枪。戴墨镜的人真要开枪的话，怎么会没有枪响呢？”我问。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想起几年前我的一个学生讲起一件案子。他是一名律师，当时正替一个被捕的间谍辩护，这人被控的罪名中有一项是杀人罪，用的手枪是没有声音的，叫无声手枪。想到这里，我顿时明白了，这个戴墨镜的人很可能使用了无声手枪，就像钢笔毒气枪一样阴险的武器。”

“钢笔毒气枪？”我不解地问。

“前几年，在伦敦布鲁姆斯伯利地区，一位旅馆侍者死了。医生诊断他是自然死亡，此事本可以就此平息。但是，死者在咽气之前讲了一个情况：在他打扫房间卫生时，捡到一支客人落下的自来水钢笔。他偶然触动了一下笔帽上的别针，使他诧异的是笔中突然喷出一股芥子气，射向他的一只臂膀。这个侍者顿时头晕目眩，当场休克。这位侍者的死因无疑是心脏病所致，但正是钢笔喷出的芥子气引发了心脏病的发作。这就是钢笔毒气枪的故事，它同无声手枪一样，都是杀人于无形的利器。”

“上帝，太可怕了！”马隆惊叹了一声。

弗兰教授说：“亲爱的马隆，比这更可怕的是日本人的阴谋，这是一个策划周密的计划。黄先生，从你出发开始，我想日本人已经知道你们的计划，所以他们赶在你之前，找到了袁文道。在他们看来，袁文道替自己服务，这是最好的结果。若不行，就加以阻拦，让他无法归国。袁文道杀人的事，是日本人蓄意制造的阴谋，他们想让这人被投入监牢，甚至判处死刑，借德国人的手杀了他。”

“洗衣铺的人追杀我如何解释，袁文道不是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