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在科隆市郊的小河边停了下来，党卫队中校指着旁边的树林说：“下车吧，黄先生，目的地到了。”

林子深处死一般的寂静，偶尔能听见啄木鸟哒哒的啄木声，喜鹊在看不见的地方鼓噪。不时有几只老鸦掠过老橡树，发出令人心颤的哇哇声。树梢投下长长的黑影。猛地吹来一阵凉风，这里饱和着蘑菇和松脂的气味。

忽然，一个人影从我身后的灌木丛里钻了出来。“汪家昌！”我认出了这人。“你这个华人的叛徒，日本人的狗！”

汪家昌没有理会我，他笑嘻嘻地走到中校身旁，躬身行礼，说：“特里斯科先生，他就是中国派来解救袁文道的人，我给您说起过的那个黄仲泰。您看……”汪家昌向这位特里斯科中校做了个数钞票的动作。

特里斯科笑了笑：“汪先生，稍等片刻，先把这人处理掉再说。”

汪家昌点点头：“应该的，应该的。”

特里斯科缓缓地掏出手枪，说：“黄先生，怎么说呢，只能怪你的命不好，运气太糟糕。上帝并没有站在您这边，碰上这样的中国人。”他指了指身旁的汪家昌。“连自己叔叔都能杀的人，你还指望他不出卖你？对吧，汪先生。”

汪家昌听了这话，脸上红一道白一道的，他扭曲着脸庞，难堪地说：“中校先生，这……这……我……”

“黄先生，对不起了，一路走好。”

我一声不吭地傻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混浊，不知如何是好。我茫然地看了看四周，这里明净而清澈。天空一片淡蓝，空气静止不动；脚下的沙地很干燥，一小块一小块地闪着亮光；近处的河水潺潺流淌，絮絮细语着流过鹅卵石，泛起道道涟漪。河对岸的山岗上，一个小男孩赶着两头牛出现在我视野的尽头。两头牛漫步走进河中，伸长脖子，挣脱缰绳，轻轻地、悄无声息地饮起水来，还不时抬起头，安详地四处张望，显得悠然自得。串串的水线，从牛的嘴中流出，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随着日落，河水渐渐失去了清晰的反光，树木的阴影也越来越长。山岗升起一片蒙胧的暮色，血红中又带点橘黄色的云彩。

今天的黄昏真美丽。我心里想。在这样的风景里死去，在凄凉和悲壮中有一丝欣慰。只不过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更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实在不值得。

这时，附近的教堂响起了钟声。砰的一声，枪响了。我全身一颤，奇怪，我怎么没有中弹的感觉啊。我摸了摸身体，没有鲜血，也没有地方中弹。我转头一看，只见汪家昌额头中弹，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地上。特里斯科拿着冒烟的手枪，冲着我笑。

我一下糊涂了，这个特里斯科搞的什么鬼把戏？

特里斯科用流利的汉语说：“听我的意大利朋友马里奥讲，在秘密营地，一个中国小伙子喝‘一百五带拖斗’把他的苏联教官喝倒了。他还在扳手腕的比赛中所向无敌。据说这小子会中国功夫。”

我脑子嗡的一声炸了！马里奥是我在东方大学的同学，一个气质优雅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学校的毕业宴会上，他用意大利人特有的歌喉，演唱了《我的太阳》。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声音和歌剧演员一样。

这个纳粹中校怎么会知道我在秘密营地的事情？他怎么会认识马里奥，莫非他是张和林派来的人？是自己的同志。

我抱着赌一把的心态，轻声用汉语说：“先生，近来西风很猛烈。”

特里斯科扔掉烟头，用汉语回复道：“是的，我真的认为你们全家应该搬到东边去住。”

特里斯科笑吟吟地握住我的手，说：“您是黄仲泰同志吧，我就是张和林，让您受惊了，真对不起！”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就是张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