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志民和我带着袁文道向鹿特丹进发。临行前，我偷偷将一笔钱塞进了一个留学生衣兜里。有几个留学生想同我们一起前行，被李志民骂了回去，他叮嘱他们照顾好受伤的同伴，继续把餐馆开起来，等着他回来。

我们是沿河前行，越往鹿特丹走，越平静。在视野尽头河水流出的地方，可以看到低矮的圆形山峦，山坡上覆盖着幼松暗绿色的树枝。山下，高大的树丛中，是一座座风车，粉刷一新，赏心悦目，在阳光的照射下，缓缓转动，给这一带增添了许多生机和人情味。

傍晚时分，缕缕炊烟把空气染成了淡蓝色。低地上的农田辽阔肥沃，日照充足。河畔垂钓的男子，悠闲自得地抽着烟斗；沿岸到处是欢快的笑声；河中心常常驶过美丽的平底船，彪悍的船夫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冒着轻烟的拖轮，拉着一串串货船，吐吐地向鹿特丹行去。

我们在离鹿特丹30英里的一个小镇停下来。小镇的房子都是蜷伏在一座钟楼周围，钟楼是圆锥形的，高高耸立在空中。我们沿着大街向前走，这是一条石子路，七弯八曲的，不时听见正在干活的人发出的歌声。这里有大车修理匠、铜匠、马蹄铁匠。一些作坊里的嗡嗡营营声，锉刀的叽叽咕咕声，铁锤的叮叮当当声，各种手工业混在一起的喧闹声。镇子上空弥漫着锻炉冒出的浓烟。

在我的面前集合了一群孩子，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端详着我和袁文道，或许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肤色。

我们来到镇子郊外的一所宅院前。宅院前面是一片草坪，一条小溪从旁边淌过。屋外面有一道石墙，不高不低，上面爬满了葡萄藤。屋子是用砖瓦造的，两层，乡村特色，优雅洁净。屋子四周长着几棵开花的洋槐和芬香扑鼻的蔷薇。大门的木牌上写着“关义山医生”几个字。

他就是给李志民家中“义薄云天”那幅书画泼墨的人。

开门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荷兰妇女。她见到李志民就笑着用法语问好，然后朝我们点了点头，将我们让进屋内。“还没吃饭吧？”这位荷兰妇女将我们带到擦得干干净净的饭桌旁，给我们每人端上一份大圆布丁，又往布丁上倒了一些肉汁。肉汁流在金黄色的布丁上，香味扑鼻。我们吃完了布丁，李志民大大咧咧地将空盘子往前推了推，像个孩子似的说：“琳达，没了，没了！”

这位名叫琳达的荷兰妇女笑着给他盘子里放下一块布丁，又倒上一些肉汁，然后给我也加了一些。接着，琳达从烤炉里拿出一大块烤肉，李志民用刀子又剁又拉，很快，我们盘子里都有了一堆厚厚的肉片。而后，琳达又端来土豆泥和切碎的萝卜、苹果馅饼。接着，她把衬衫的袖子卷到臂肘，一面研磨咖啡，一面目光柔和地望着我们吃完桌上的所有饭菜。

李志民轻轻吹了一声口哨，他坐在窗户边，喝着琳达才煮好的咖啡，悠然自得地望着夜色——镇子的河流、教堂、山丘、草场，一景一景，都历历在目。河两岸长着葱绿的树木；远离岸边，植被就很少了。稀疏的杉树，宛如黑影，散落在远处的石岗上。月光辉映，景象肃穆，就像孤僻修士的心灵。

外面的空气从窗口吹来，夹带着农家袅袅的炊烟，还有隐隐约约的风车声和修女们唱圣歌的歌声。歌韵如烛焰，飘忽不定。我看了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袁文道倚靠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昨夜受的刺激，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反倒让病情有些严重。他整整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担心他再像这样，不被日本人杀死，也会活活饿死。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我和李志民交换了下眼色，顺着楼梯走了上去。

这间屋子很小，里面只点了一盏油灯，一切陈设很干净，但很简陋。在靠窗的地方，一个待产的孕妇躺在床上，满头是汗地大声叫喊着，床边站着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妇人，和那个名叫琳达的荷兰女子。琳达不知什么时候更换了衣装，她身穿白大褂站在床边，神色严峻地注视着面前的产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