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袁文道的牛仔本事，是他在坎特枪会学会的。袁文道告诉我，这种快速拔枪的技法，是当年坎特枪会的一位德国老人教给他的，老人也是一位枪械设计师。早些年，老人到美国西部淘金，为了自己的家园免遭外敌的袭扰，老人自创了这种快速拔枪的技法。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了一种快速装弹器。当时牛仔普遍使用的斯宾赛来复枪仅能装七颗子弹，而这个快速装弹器里有几根管子，每根管子里同样有七颗子弹。这样一来，如果枪膛里的子弹打光了，只要把一根管子装进去就行了，再不用劳神费力地一颗颗地装填子弹，受过装弹训练的人，一分钟内能发射十四到十五枚子弹。共同的爱好，使袁文道和老人结为忘年之交，老人将这技巧传授给他。

藤原幸临死前的话提醒我，危险警报还没有解除，前面的路会有更多的陷阱和杀机，会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为了尽快回国，我决定向国内求援，陆泰告诉我，小镇的邮局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话。在邮局里，我拨通了钱家源办公室的电话，是郭恒接的电话。听见我的声音，郭恒大惊失色，慌忙地说：“黄少校，您竟然还活着，我们都以为您殉国了。”

我说：“主任在吗？我有急事找他。”

“对不起，主任到黄山开会去了，您有什么急事，您现在在哪儿？”

“我和袁文道已经到了法国，日本间谍一直在追杀我们，现在处境很危险。希望主任体谅我的难处，能派人来帮帮我，或是通过当地使领馆让我们安全归国。”

郭恒沉默了一会儿：“要不这样，您打这个电话给罗琦罗主任，他人就在法国，一定会给您提供必要的帮助。”

几分钟后，罗琦的电话通了。罗琦和郭恒一样，显得异常惊喜。他答应立刻派人过来接应我们，然后从马赛港乘船回国。当他记下我的地址后，叮嘱我：“千万不要乱走，不要相信任何人，就在陆泰的屋子里等着。”

我放下电话，缓缓地吐了口粗气，但愿罗琦不是彭四维那种吹牛皮说大话的人。

5月30日下午，两辆“雪佛莱”小轿车开到陆泰家门口，从车里走出四个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中国男子。

“您是黄仲泰少校？”一个男子礼貌地问我，“我是情报司罗琦主任派来的人，罗主任让我们来接袁文道先生。我叫唐景龙，这位是我的同事徐文，这是我们的证件。”那叫唐景龙的人将他们俩的外交护照递给我。

我查看了他们的护照后，说：“看见自己人我就放心了。”随即将袁文道和李志民等人一一介绍给他们。

唐景龙说：“黄长官，事不宜迟，日本人不会放过袁先生，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

我问：“你们打算怎么走？是照罗琦在电话里说的，到马赛乘船回国，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开着汽车到马赛？前面还在打仗啊。”

徐文说：“计划有变，我们改道走瑞士，然后乘飞机到香港，再从香港回重庆。请您放心，一路上罗主任都做了周密的安排，不会再出岔子了。”

唐景龙又说：“罗主任还说，为了路上安全，我们分开走。我带两个人护送袁先生走前面。半个小时后，徐文和你们再走，我们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会合。”

我点了点头。要是两辆车行驶，不仅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还会被德国飞机误认是法国人的军车，容易被轰炸。

不一会儿，袁文道跟着唐景龙乘车向瑞士方向驶去。临走时，袁文道仿佛极不情愿跟唐景龙走，当他听见“罗主任”这三个字时，整个人都变了，上车时腿脚都在发颤。袁文道一再叮嘱我：“仲泰，志民，你们一定要跟上来啊。”

唐景龙走后，徐文显得很紧张和烦躁，他不停地看表。陆泰盛情邀请他进屋喝茶，被徐文婉言谢绝，他一直待在车里，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我感觉气氛不对，好像要出什么事儿。李志民悄悄地爬上阁楼，拿出了两把手枪，一把递给我，一把递给周振昊，而他自己将陆泰的猎枪藏在衣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