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德大笑起来：“这点钱对我来说算什么？我本该拒绝您，甚至有权杀了您，不过今天，我……”他故意拉长声调，“赦……免……你……你们要的那个人，被几个中国人带走了。他们给了我一笔钱，比您的多得多，然后朝马赛走了。”

“谢谢您，戈尔德先生。”

当我转身离去时，身后传来了清脆的枪声，戈尔德一边向夜空开枪射击，一边疯癫地叫嚣着：“我赦免你……赦免……你……赦免……”

从戈尔德的别墅走出来，我感觉刚从一个噩梦中醒来，这是一个恐怖的、残忍的、令人发指的噩梦。失去人性的疯子，在恶魔的引导下，竟然和自己的同类拼个你死我活，残害甚至毁灭他人。从我记事起并不大知道人类的兽性，因为我们生活在文明和善良的环境中，虽然碰见过残忍的事儿，但还算是理性上的犯罪。现在，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纳粹在欧洲的种族杀戮，让我无法用人类的正常思维去理解和诠释。当近距离和这些人接触后，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是失去人性具有兽性的“怪物”，人类的良知无法与其沟通，等待他们的将是末日审判。

1940年7月2日中午

我们坐上贝桑松开往马赛的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本来座位就够狭小的，偏偏又碰上暴风雨，车身不时地震动摇晃着，坐起来很不舒服。

行进过程中，不时听见零星的枪炮声。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怀抱婴孩的母亲，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孩，孩子哭得声嘶力竭。妇人强作笑容地安慰着他。这让我想起了重庆防空洞里那个喂奶的女人。

车厢里的法国人多半是静悄悄的，有人默默地喝着手中的饮料，呆望着车外的景色。有的人装模作样地看着报纸，日期却是上个月的，消息早已作废。即使有几个谈天论地的人，面容上的神情也是装出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英雄气概，非但掩饰不了他们的悲伤，反倒更突出内心的惶恐。

法国人的欢乐和幽默早已停留在1940年6月以前，战败的羞辱让他们无法抬起高昂的头颅，对未来的茫然更使得每一个人显得那么的脆弱无助。只要列车抖动一下，车上的人们就会随之摇摆，脸上浮现出不可避免的恐惧。当德国的军列从窗前驶过时，每一个人都自动地将目光投向另一面，他们在逃避现实。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他们的脑海中浮现什么画面，会有什么思绪，或许，他们和我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的心情一样，是对侵略者的憎恨和对胜利的渴望。是啊，我们现在依旧在坚持，他们同样是，一个叫戴高乐的法国将军在英国发表了演讲，给了法国人胜利的希望。胜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盯着窗外的车身，这些狭窄的金属片在狂风暴雨的吹袭下，左右颤动。四面八方扑来的雨点，冲击着玻璃窗，仿佛在逼迫列车向它们屈服，警告这个已近暮年的人造物，不要妄想同狂风暴雨抗衡了。猛烈的风雨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只要再多加那么一丁点压力，超过列车的弹性极限，车身就会破裂，车轮就会出轨，车窗就会破碎，整个列车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列车没有理会这些，艰难地向前行驶着，车轮溅出的火花显得格外美丽。

我静静地沉思默想，竭尽全力地理清自己的思路。袁文道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仅仅是一个轻武器专家？他到底知道什么秘密，这个秘密和罗琦有什么关系，我护送袁文道的消息又是谁泄露给日本人的？到了马赛，我该如何寻找袁文道？真的找到了他，是走海路归国还是其他路径……

两天后，轰的一声，火车停住了。我从睡梦中惊醒，李志民拍拍我的肩头，说：“老兄，艾克斯到了，下车吧！”

当我下车的时候，突然瞥见身后有异常举动，仿佛有道黑影跟随着我的左右。我转身过去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可能是过度紧张带来的幻觉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