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老家都在河北定兴，距北京100多公里。由于家境窘困，人口多，父亲二十岁出头便只身来北京谋生，一猛子扎在京城六十多年。

长久以来，定兴人在北京落脚的职业大致有三种：搓澡、修脚、摇煤球。都是一些挣扎在底层的苦劳力。父亲就是从一家叫做“恒和元”的煤铺的伙计干起的，公私合营后改制为国营煤厂。父亲一辈子和煤打交道，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浑身上下散发的煤味，怎么洗都去不掉。

我曾为父亲的职业自卑过，而且这种自卑感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父亲工作的煤厂就坐落在离家200米远的胡同里，凡是和同学经过那里，或学校组织看电影等活动列队必须经过那里，我都低下头尽可能地绕着走，心下祷念，爸千万别碰巧在这时出现，远远地喊我，叫住我，被同学老师撞见。

我当时想，父亲不合时宜的出现，定会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很丢面子，根本不曾顾及父亲的面子——他是那样的把我视作珍宝，并时刻以我为荣。

生我那年母亲42岁，父亲比妈大了将近一轮，那年53岁。我是父亲老年得子的产物。后来常听父亲念叨，说关公53岁单刀赴会，而他的骄傲是在这年有了我。

从小到大无数次填写的履历表中，父亲一栏都是：“姓名：XXX；职业：工人；文化程度：文盲”；母亲：“姓名：XXX；职业：家庭妇女；文化程度：文盲”……当然，如果这在上一辈人中，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平民的家境大抵相当。但到了我这一代，同龄的孩子中像我这种出身、家境和受教育环境的，就显得绝无仅有了。

所以我从小就很清楚——在这个纷繁的城市社会中，我无依无靠——我只能算是土生土长在北京城里的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