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所拒绝的并不是异代新朝，而是当时漫天“斯兴”的“大伪”；与之相应，他归隐所承诺的也不是对业已灭亡的东晋王朝尽忠，而是对已经“告逝”的人世“真风”的呼唤（《感士不遇赋》）；他并不是要通过归隐向时人和后人陈列一具东晋王朝的政治殉葬品，而是以“复得返自然”这一存在方式来展露人的真性（《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一

几次“宛辔憩通衢”的仕宦生涯使他明白（《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要想不失去生命的真性，就得脱弃人世的荣华，就得超脱人际的利害，“先有绝俗之特操，后乃有天然之真境”。一个人越会苟容媚世，越会干禄求荣，越会追名逐利，他离自己生命的真性可能就越远；在世俗中越是闹得“春风得意”，他可能就越会失去“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九）。没有“试酌百情远”，就不可能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不能“远我遗世情”，便不能“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九）。陶集中写遗世绝俗的诗句比比皆是：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之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之五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之八

上面诸诗中所谓“心远”、“百情远”、“远我遗世情”、“无尘杂”、“绝尘想”等等，都是指摒除对蝇头微利的贪求，放弃对蜗角虚名的追逐，斩绝种种俗念的羁绁，解脱般般尘想的束缚，在精神上实现对世俗的超越。

栖心尘表、解脱世事一直是魏晋名士们的人生理想，他们甚至把心神的超然无累作为最高的人生境界，因而，企希隐逸成为风行几个世纪的时尚。人们以缨于世务为鄙俗，以宅心玄远为清高，隐胜于显、处优于出已经被魏晋名士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选择，而且也是他们对人事高下优劣的评价标准。《世说新语·排调》篇载：“谢公（指谢安——引者注）始有东山之志，后严令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阮籍的理想是“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嵇康的人生理想与阮籍相同：“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弹云冕以辞世，披霄褐而延伫”。与陶渊明同时且并称的谢灵运在诗赋中屡屡抒发嘉遁幽栖之志：“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然而，这些名士们在现实生活中远不像在诗文中那么超脱。阮籍免不了要写劝进表，嵇康一直陷在政治的泥沼中。陆机、潘岳、谢灵运就更不用说了，陆机因其“好游权门”而“以进趣获讥”，潘岳的为人“性轻躁，趋世利”，《晋书》本传称他“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谢灵运的心与迹其实都不寂寞——争权、好名、贪禄在在都不让人，“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朱熹对此曾尖锐得近乎尖刻地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不必因为任何外在的社会原因或个人目的——既不为了避世避地也不为了抗世矫俗，既不为了去危图安也不为了待时蓄志，作为一种逍遥优游纵心调畅的行为，隐逸的本身就令魏晋名士们神往不已。不仅耽禄求荣的潘岳作《闲居赋》，连豪奢淫逸的石崇也大写《思归引》，称自己“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企希“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的风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