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已明了他躬耕的“所愿”、“所保”、“所怀”在于“守拙”与“养真”，接下来要追问的就是：躬耕何以能“守拙”和“养真”？我们再回到“种豆南山下”一诗。“种豆南山”四字在对诗人自己躬耕生活的写实中巧妙地融进了历史典故，《汉书·杨浑传》载：“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不以种豆南山为耻，便不以仕进富贵为荣。苏轼在《书渊明诗》中说：“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清代孙人龙读“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后也感叹道：“世人多以沾衣故而违所愿者。”顾惜“露沾衣”就会不惜曲己从人，不愿去园田“理荒秽”就会去官场学钻营。这样，在上司面前则辱身降志、候意承欢，在同辈之中又钩心斗角、倾轧暗算，于是，去“拙”取巧、弃“真”趋伪，生命因此变成了一具出让了灵魂丧失了真性的行尸走肉。归田守拙使生命由他在变为自在，因而陶渊明才宁可丢掉乌纱帽选择躬耕“守拙”和弃官“取拙”：“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感士不遇赋》）当“市朝驱易进之心”的时候，他偏偏“谢良价于朝市”，当大多数士人为了“好爵”而使尽机心的时候，他偏偏“欣然归止”“以取拙”。归田五年以后他对躬耕的甘苦有了更切实的体验：“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尽管他尝够了田家之苦与霜露之寒，可是他对自己选择归隐躬耕终身无悔：“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戍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甚至一直到老他还是照常耕耘不止：“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丙辰为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时陶渊明52岁。从辞彭泽令到此时他已躬耕12个春秋了，如今虽然“姿年逝已老”，但躬耕之“事未云乖”，而且他对这种生活感到踏实和满足：“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他之所以辞官后“躬耕未曾替”（《杂诗十二首》之八），不顾“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劳累，不顾归田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穷困（《五柳先生传》），欣然归隐“以取拙”，甘愿躬耕而“守拙”，不正是为了在“淳风日尽”（《扇上画赞》）、“大伪”日炽的时代（《感士不遇赋》），承诺和守护人的真性吗？陶公的确“拙”得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