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和当时大多数敏感细腻而又正直不阿的文人一样，不仅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体存在的无根基性，也深切体验到了人生的无意义性。一旦现实否定了闻道和成仁的道德完善，死亡嘲笑了猎取功名的壮志宏图，人生的道路就只剩下两条：要么屈身向督邮之类的上层折腰，昧着良心踩着别人肩膀，在他人的屈辱呻吟中向上爬，一面曲意逢迎上司，一面又残酷地鞭挞黎庶，用人民的血汗垫高自己的位置；要么就从腐朽的官场抽身而逃，维护自己良心的正直和灵魂的纯洁，和下层人民一起过一种淳朴的精神生活，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与穷困为伴，免不了家无隔夜粮而向人乞讨，尝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的羞窘与心酸（《乞食》），免不了“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饥寒，饱受“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煎熬（《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人的一生多短暂，而在这如白驹过隙似的一生中，能常常开口而笑者又有几人？世上能够龇牙咧嘴的人，他们多半只有人的躯壳而无人的灵魂，他们所享有的只是尔虞我诈的乐趣，或者在非精神性的感官生活中寻求开心；而那些能主宰自己内在生活，维护自己灵魂高洁的人，既要忍受物质的匮乏，又要经受心灵的折磨。或者出卖灵魂以求荣，或者保持纯洁而挨饿，人生除此还能干什么呢？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之三中说：“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死亡规定了每一个体的生存寿限，人之“所以贵我身”，不正是由于他只有“一生”吗？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才使人们对自己“倏如流电惊”的人生倍加珍惜。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在“鼎鼎百年内”又能干什么呢？按理说应该赋予生命以崇高的目的，才能使这宝贵的人生熠熠生辉，但人们又不可能强加给生命任何外在的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人们在这纷繁扰攘的百年之内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不管个人的能力大还是小，没有任何功业能使自己永恒。生命是如此易于凋零：“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生活又是那样难得舒畅：“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在这愁苦相缠的人生中唯一能给人带来一丝快意的东西就是酒，可诗人又由于“家贫不能常得”（《五柳先生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岁暮和张常侍》）陶渊明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中把人生的无谓抒写得精警动人：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这首诗前八句写秋天蝉去雁来，蔓草在凄露里枯萎，树叶在秋风中凋零。草木的摇落变衰引起陶渊明人生迟暮之叹。后八句从上八句生出，由外在景物的铺陈过渡到内在情绪的抒写，由“万化相寻异”的节序变换过渡到“人生岂不劳”的沉重喟叹，“言此秋之时，乃万化相寻所至，非无因而来也。如春必寻夏，夏必寻秋者，化之所为。天地尚如此，何况人乎！则人事之喜、怒、哀、乐、富、贵、贫、贱，亦日相寻于一世之中，岂不劳哉！劳而至死，自古皆然，不足异也，而念之在怀，中心亦不能不焦也。何以稍能称我之情，惟有且以浊酒自陶而已”何燕泉语，引自马墣《陶诗本义》卷三，清与善堂刊本。个体找不到形而上根基以获得死亡慰藉，又不能通过个人才智建立功名，把自身价值实现在现实世界以求永恒，人生似乎只有与琐细、平庸、潦倒、饥寒做伴，只有在死亡恐惧中偷生，价值世界的瓦解在使人意识到生命有限性的同时，又使人领略到人生的无谓。“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唯一可抚慰人生且称我之情的只有酒，酒引开了我们对个体死亡和人生惨象的视线，它事实上成了无谓人生的“有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