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剧作家我读得很多。巴里（James Barrie，《彼得?潘》的作者）的剧作和小说，几乎都读过。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我不喜欢，读得不多。还有意大利名作、俄罗斯名著、德国名作，都读英译本。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也先读英译。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至于‘收获’，就只好老实说，‘生小孩儿忘了’。锺书留下笔记，我未留下。我教书时又补读、又重读，但如今想想也忘得差不多了。笔记只是备课用的，无甚价值。我自己觉得说‘读过’好像是吹牛了。”

杨绛感到：“文学史上小家的书往往甚可读。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有《沙德?哈克》《奥德塔》两部小说，写得特好，至今难忘其中气氛。只有诗人能写得出。”

自幸不曾拘守一家之言的杨绛闲暇时爱读侦探小说，这一爱好也传给了女儿，钱瑗读的侦探小说之多不亚于杨绛。杨绛说：“英国学者多数爱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有科学性见长的，有写世态人情见长的。科学性强就是犯罪计划周到深密，不易破案，能教人犯罪。牛津一位专门研究老庄的英国研究员K.J.Spalding有一架子侦探小说。他说，‘你们爱读什么，随便拿去看。’对侦探小说有同好的，交情也深一层。”

杨绛说简?奥斯汀的作品笔调轻快，塑造的人物鲜活，个个别致不同，令人过目不忘。她更喜欢乔治?艾略特，心理刻画和社会解剖巧妙结合，更有思想价值，更有分量。也说查尔斯?狄更斯是天才，才气洋溢，惜文字欠佳，萨克雷文笔比他好，但不如狄更斯exuberant（活泼、精力充沛）。

对这一段两人世界美妙的读书时光，杨绛晚年回忆：“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又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钱、杨每天互相督促和勉励。杨绛“有些小小的‘歪学问’，常使锺书惊奇”。她说：“一次锺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一字不错，就在日记上说我想‘胜过’他呢。当然是胡说。我读了诗话，苏东坡‘众星烂如沸’句，被诗话作者打杠。我不服，锺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是‘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上。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但未提我名。”

清净无垢，心思统一，白天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读书。白天读外文书，晚上在家读中文书。他们带了一箱子中国旧书，还有笔、墨、砚台、字帖到牛津。两人比赛谁读的书多，年终结算。1935年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实际上钱锺书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杨绛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锺书读的中文书全不算，杨绛全算。钱锺书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

自幼不受派系成见搅扰的钱锺书读的中外文书其实要多得多，有的书看几遍，摸索出自己的问学大道，阅读中时常好像电流击过一样地受到震动。有调动“千军万马”之体验、能“自教自”的他如此体会：“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他不仅读，还做笔记。先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边读边记，因为那里的图书不外借，只准带铅笔和笔记本，书上也不许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笔记都是回家经过反刍后写成的。相比之下，杨绛读书笔记做得不多，所读的书中虽包括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不过有的书，像诗集、诗话等，也是翻来覆去读几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