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莎士比亚可能但未必把法律分为新旧，而是用法律这一总体概念来象征反人道精神。他不止一次表明这种观点，如《哈姆雷特》里，他提到“被鄙弃的爱情所感受的苦楚，法律的拖延”。法律同仁爱是两个对立物。鲍西娅叫夏洛克割肉，要他请一位外科医生来治伤，不要让安东尼奥死了。夏洛克回答说，契约上没有写明这一款。鲍西娅说：“契约上是没有说明，但那又怎么样呢？为了仁慈，你应当作这么一件好事嘛。”最后，按律科罚了夏洛克，很严，安东尼奥出来说情，保留了夏洛克一部分财产，责成他死后传给女儿、女婿，并要求他皈依基督教，而基督正是仁慈的化身。

又如对夏洛克这个人物的分析。我们往往只谈莎士比亚批判他的一面，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莎士比亚刻画这个人物的成功。我们说夏洛克不仅象莫利哀笔下的阿巴公是一个守财奴，而他还有报仇心重和刻毒的特点。但我们往往避免或少谈莎士比亚同情夏洛克的一面，而夏洛克为自己辩护的那一段话：“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你们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真是振振有词，是剧中一段绝妙的文字。我们有时把这段文字解释为莎士比亚对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的同情。我想同情是对的。但不一定是因为夏洛克是少数民族。莎士比亚站在当时还处在被压迫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情被压迫的人，不管什么民族，所以与其说他同情受歧视的少数民族，毋宁说他的同情更为广泛。就《威尼斯商人》全剧来说，莎士比亚鼓吹的就是仁爱原则。

夏洛克性格的矛盾牵涉到所谓的典型性问题。既然他是个反面人物，为什么作者又对他表示同情？这岂不有损于典型性？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只想指出一点，即莎士比亚剧本中这类矛盾的性格比比皆是。拿一个著名的例子福尔斯塔夫来说，早在十八世纪末，摩尔根就发现，用理性来衡量，福尔斯塔夫当然是个懦夫，是个可鄙的反面人物，是个流氓；但从感觉、感情或印象出发，则发现他很可爱、很机智幽默、兴高采烈、存心也不坏。摩尔根认为这是莎士比亚的手法。摩尔根看出了人物的矛盾，但未作出正确的答复。其实，矛盾是现象，实质是统一的，都统一于莎士比亚的思想或世界观。福尔斯塔夫有典型的一面，也有不典型的一面。用高度严格的典型性要求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恐怕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