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三月，在由西山向青龙桥的道上，有一个青年，骑着一头驴，年纪约有二十八九岁，他在驴背上，态度至为闲雅，不住地向北山看那仲春的景色。在他所骑的驴前面，另有一头驴，驮着他的行李。驴后面跟着两个村童，手内替他提着小皮包，一边叱着驴，一边还玩耍。青年也不管他们，只顾看他的山景。

这时约有午前十点余点，前两天的春雨，把道路洒得十分洁润，一点尘土也扬不起。那山上草木，被雨沾润，都发了向荣的精神，一阵阵放来清香，使人加倍地爽快。那道路两旁的田间，麦苗已然长起来了，碧生生的一望无边，好似铺了极大的绿色地衣，把田地都掩盖住。驴子所经过的地方，时时有成双成对的喜鹊，由麦田里飞起来，鸣噪不已地飞到别的田地里去。赶驴的小童，见了这些喜鹊飞鸣，便由路上拾起石子，追击它们为戏。

那山麓间的农村，也有用秫秸围作墙院的，也有用天然石筑成短垣的，院子里面都栽着小枣、山桃、苦杏等树。那桃、杏树已然开了花，红白相间，笼罩着他们的茅屋，衬着展然欲笑的春山，便是王石谷所画的《杏林归牧图》，也无此风致。

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着，且叙叙他的家世。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这西山麓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教育，陶铸的品行学问，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因为公家有考送留学生之举，他却考中，便送到东洋学了几年法政。如今他才卒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便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便在山林里，奉着他的父母隐居起来。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所以他甘心隐居，不问世事。这时他的父母，见他已然老大不小，便把头五六年给他定的媳妇娶了过来。且喜这位娘子，倒也贤慧，能够体贴丈夫意思，上事翁姑，下和兄弟，家庭之间，总算幸福不浅。这时有近畿一旅军队，营长等中上级的军官，都和伯雍有乡谊，而且还有许多同学的，知他在家赋闲，便聘他来掌书记。

伯雍因为在家白闲着，终归是闲不起，没法子只得受了人家聘书。好在做幕的勾当，名义上还清高一点。当下禀明父母，择个日子，到军营里给人家做书记去了。他以为这些军官，除了同乡就是同学，自然容易处的。谁知这些老爷大人们，在军营里染了满身骄傲脾气，动不动以阶级压人。伯雍初到营时，多少还受点礼遇，过了二十天一个月的，也就不拿伯雍当事。有时大家一起闲谈，还指桑说槐的，把书呆子贬得一文不值。他们说念书好一点的，总要带一贴酸狂样子，看不起人，照伯雍这样纯厚端庄的，也太少了。可是如今看不起人的穷酸，要想当个司书生，都没人要。当初被他们看不起的人，如今倒大马长刀，当了营长、团长，还有当旅长的，这不上天睁开眼睛，无形中惩治他们一下子吗？说到这里，许多老爷大人总要哈哈大笑，并且有的说：“这些穷酸也不能办什么大事！他们的材料，自能当个司书生，不致饿死，也够他们享受的了！”

伯雍听了这些话，自然有些不愿意。虽然目下念书的不值钱，也不应当这样作践。何况当初都是村学房圣人龛下一同长起来的，便是如今所业不同，有幸不幸之分，也不可因为自己地位一时比人家强，便这样肆口奚落，未免使人太难堪了。从此伯雍不愿在军营里做那会使笔的奴隶。有一天，他给营长留下一张辞呈，卷了铺盖，竟自回家去了。次日营长回营，知道伯雍已然辞了差使，还打发副官到伯雍家里挽留一次。伯雍婉言谢绝说：“贱质不惯于军营生活，诸君抬爱，异日再补报吧!”副官无法，回复营长另聘高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