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雍看了这些烧残的废址，他很害怕地起了一种感想：“这北京城自从明末甲申那年，遭了流贼李自成一个特别的蹂躏，三百来年，还没见有照李自成那样悍匪，把北京打破了，坐几天老子皇帝。便是洪杨那样厉害，也没打入北京。不过狡猾的外洋鬼子，乘着中国有内乱，把北京打破了两次，未久也就复原了。北京究竟还是北京。如今却不然了，烧北京打北京的，也不是流贼，也不是外寇，他们却比流贼外寇还厉害！那就是中国的陆军，当过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如今推倒清室，忝为民国元首，项城袁世凯的亲兵。项城先生是北洋派的领袖，国家陆军多半与他有关系。如今他的兵，在他脚底下，居然敢大肆焚掠，流贼一般的饱载而去。此例一开，北京还有个幸免吗？哎呀！目下不过是民国元年，大概二年上就好了，二年不好再等三年，三年不好，再等四年。四年不好，再等五年。五年不好，再等六年。六年不好，再等七年、八年、九年……若仍见不出一个新兴国家样子，那也就算完了。”伯雍一边感想着，一边替未来的北京发愁。他总想北京的运命，一天不如一天。他终疑北京是个祸患的症结，未来惨象比眼前的烧迹废址，还要害怕得多。他终以北京是不可居的，还是在西山寻个无人所在，韬晦起来，较着平安。但是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都得现抓。为饥所驱，遂把伯雍一个志行高洁、有意山林的青年，仿佛用鞭子赶到猪圈里去。他明知道一入北京，人也得坏，身子也得坏，耳目所接，一定不如涧边清风、山间明月，但是无论怎样与志相违，终是不能不到北京城里去，他的境遇也就很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