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4月10日，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6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1974年7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1979年3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1971年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1979年12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把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待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