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认为，武汉的军民整了王力、谢富治，他们要反击。他们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远不能解心头之恨，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7年8月1日，他们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他们使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概念——“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印出清样之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发了通稿。

红色的电波，荡漾在流血的中国国土上空：“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空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跟在《红旗》社论的后面，发表了署名“红尖兵”的文章，声言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是从舆论界开始的。这个信号，出现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实际上是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

各地的红卫兵小报立刻做出反应，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目标，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一场夺军权的斗争正在孕育。

“揪出地区的‘陈再道’!”

“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类的大标语很快出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沈阳等地。人们纷纷议论：看来要动军队了，要把军队里的“黑帮”揪出来了。

紧接着，王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发表了颇具名气的“王八七讲话”。

8月7日的北京，正值酷暑。花草树木都被晒得耷拉着脑袋。唯有树上的蝉，吱吱叫个不停。天热，太阳毒，气温高，都没有革命造反派的热情高。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不顾汗流浃背，来到钓鱼台听“中央文革”的指示。

王力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

好一个“王八七讲话”，把外交部系统的夺权之火煽了起来。一个星期之后，陈毅在六国饭店的外交部小礼堂接受“批判”时，外语学院的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来抓人。大喇叭中吼叫着：“不揪出陈毅绝不收兵!”“陈毅必须到外语学院去低头认罪!”

陈毅被周恩来派来的人藏进了一间盥洗室。后来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将他接回中南海。可以说，要不是周恩来事先有防备，事后有安排，陈毅非落入外语学院的狂热分子手中不可。

造反派没有捉到陈毅，当然不肯甘心。他们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一起，于8月16日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印，并且宣布：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造反派管理。

当天晚上，外交部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