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到武汉，就冒着酷暑来到了“群众运动”中——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还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带领下来到了武汉大学。在群众中，他们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当地的造反派交谈起来。殊不知这为后来发生“七二○”事件，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关于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的情况，当事人之一的王力是这样回忆的：

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查一下，果然过去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了另一派。同时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由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主席当天晚上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就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与重庆来的人一起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做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写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正好说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14日晚，陪主席一起来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

要是依了毛泽东本人，他到武汉的当天就要游长江。人们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先去试水。杨成武自然是要去的。

他们来到江边，有几个战士先下了水。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这不是杨代总长吗？”

“对，就是杨成武！”

不好！有人认出了他。

他赶忙说：“不是，我不是杨成武。你们认错人了。”他知道，一旦暴露了身份，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猜测。

“就是，就是，我们在电影上见过你。”

不管杨成武怎么解释，人们还是认定他是杨成武。那些日子，全国都在放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杨成武在上面出现过多次。

这就不好办了，要是一旦走露了消息，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他们一行人赶忙打道回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明确说：“我们为陈再道保驾！”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似乎也不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而且有的地方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如果说他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就预料到会发生全面“内战”的话，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各个造反派组织应该实行大联合，不应该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要周恩来做“大联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