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人员问：“他们要你谋害毛主席和聂司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我怎么敢谋害毛主席和聂总呢!我是10年的老兵啦!”

“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也有证据。你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老老实实!”

“我那天是瞎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害毛主席。”

过了两天再审他，他又承认说：“我的堂兄刘从志是问过聂司令的车号，问过毛主席的住地，可这是到北京来之后的事。”

再过几天，他又哭着坦白说：“只要组织上宽大我，我就都说出来。”

“我们反复向你交待过政策，你只有坦白，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我不是人，我丧尽天良，他们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了，可他们叫我给毛主席和聂司令投毒的事，我确实没有敢干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取证，搞清了这个特务集团的来龙去脉。他们是隶属军统保密局保定站站长曹亚夫领导的阜平小组。刘其昌是组长，刘从志是书记兼收发，刘进昌、孟建德均是这个小组成员。刘从文后来也被吸收为组员。

两包毒药，交到刘从文手上，他的手发抖了

这个特务组织的关系并不复杂。刘其昌是组长，他领导着刘进昌、刘从志，利用着刘从文、孟建德。而他们几个又同是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人。

人都是复杂的，自身充满矛盾的。刘从文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出身比较寒苦。全家7口人，共有两亩半地。他当过店员，沿街叫卖过烧饼，到江西去出过苦力(修铁路)。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新乐县作战负伤回家。1939年9月由人介绍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合作社当炊事员。后来调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当炊事员、上士、司务长。可以说，他是在革命军队里成长为革命干部的。

在一些人看来，当“老炊”，当司务长是比较低下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用处。然而那些想利用他的人，却很看重他这个位置。

当司务长，要经常外出采买一些东西，接触的人自然会多一些。终于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叫王宝生的商人，两人谈得很投机。

王宝生问：“你家的生活眼下怎样?”

“政府不供给，自己做点买卖也能凑合。”

“我来回跑保定，你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捎来。你给他们工作，他们也不照顾你家里。”

刘从文当时恐怕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更不会想到王宝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不久，刘从文外出采买东西，见到了本村的刘其昌。乡亲相见，自然亲热。

“你在干什么呀？这副穷相。”

“给军区采买东西。”

“跟我们去一趟保定。保你有钱花，你看我们，花钱比你方便多了。”

“以后再说吧，保定是那边的(指敌区)。”

“王宝生不是说给你从保定买东西吗?我也可以帮你办理。”

这时，刘从文才知道刘其昌和王宝生是勾结在一起的。刘从文虽然受到他们的引诱，但还没有下决心跟他们去干什么勾当。

这些国民党特务也似乎没有立即将刘从文拉入他们圈内的想法，只是想利用他这个能够接触军区领导的小灶司务长，探知有关情报。

刘其昌或是通过王宝生，或是亲自出面，多次与刘从文联系。有时利用赶集、上庙会的机会，有时干脆到村外的菜园地里装作买菜。王宝生给了刘从文500万边币，说是自己花不着，让刘先用着。刘从文没有拒绝，把钱收下了。王宝生问他一些情况，他当然力所能及地告诉了他。诸如军区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中央局在哪里，首长到石门开会去了，过四五天回来……

这些情况，在刘从文眼里不是什么秘密，但在国民党军统局那里，却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几天之后，我华北军区所在地烟堡、石门一带，遭到飞机轰炸，房屋损坏100多间。

看着呼啸的飞机和升腾起的烟雾，刘从文心中直打鼓，他弄不清楚此事是否和自己有关。他想起曾经同刘其昌等人说过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也知道他们是那边(国民党)的人。他希望自己的行踪不被人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