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一个人的心是不管质量问题的，也不可教。不过理智告诉我，假如你不把重点放在纯粹的精神—哲学领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是有一个我无法踏入的实际活动领域作为基础，那么，你将来就会有一个更加稳固、对你来讲也更为易得的地位。我几乎有些担心，你会把我讲的这些话理解为我是在撤回或淡化我以前对你的期望，即在讨论和分享精神关切方面，你应当向我提出尽可能高的要求。

相反，我的孩子，实际情况是，为了让这样一种“精神”领域的共同生活不至危及你的地位，我绝对不能产生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感觉：由于我在这方面做过更长时间的努力，在这个领域自然就掌握了更加丰富的资源，所以你在各个方面都得依赖于我。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情形很容易发生，除非我感到你在你自己的实践领域同样有一个独立和由你控制并且能够满足你的实践兴趣的活动领域，就像我在我的教职或者其他我注定会从事的职业中所做的一样。我的心说：“我觉得你似乎就是特地为了我而降生于世的。”可我的脑子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是不是也同样是为了你而降生于世的呢?正是在这方面，我认为你低估了同我相处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活动领域，这个领域对你有很高的价值，能使你不受我情绪波动的影响。

不过，玛丽安妮还是按自己的心愿去做了，尽管她并不知道，后来家务对她的要求不高，而她婚姻的幸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独立的精神生活。

韦伯在那个阶段仍然要承担巨大的工作负荷：教学、为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做新一轮农业工人的状况调查、准备一门秋天为牧师开设的有关农业政策的课程、一大堆待写的书评等等。因此，当夏天家里照例人去宅空时，他感到很高兴。

我希望很快就能独自一人在家。这样的独处每次都对我产生了颇为奇特的效果。对工作的厌倦情绪困扰了我几个月，现在一下子消失了。今天我读了100页生理心理学、100页认识论、一本意大利法学著作，全然没有感到脑子里像色拉一样的杂乱。很长时间以来，我的学思第一次如此健旺。这是不是说明，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已经不再适于待在父母家里了呢?我确实需要这种精神上的振奋，因为六个月来我已拖欠了约30篇书评。我收到了一些不客气的来信，虽然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信，但我仍然感到恼火，因为我知道实际上这些人是有道理的。

结婚前玛丽安妮在夏洛腾堡住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她开始热心地协助韦伯摘录、整理调查资料。这种工作适合她做，最主要的是，这也是她与处于工作重压下的丈夫共同分享的一种方式。如果她要在精神上做到同韦伯心心相通，不至于在学术研究领域拜倒在这个不知餍足的竞争者面前，那么尽快熟悉学术研究在她看来似是明智之举。海伦妮是喜忧参半。距离婚期仅有六个星期，这个姑娘却双手沾满了墨水?!玛丽安妮最终能不能满足于处理家庭主妇的日常事务，满足于“为别人拿东放西，打杂效力”呢?妻子的职责会不会被她视为自己做出的重大牺牲?玛丽安妮的想法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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