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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恋爱中的宝贝》贫血的宝贝

在光影中旅行:程青松电影笔记 作者:程青松


尽管有很多人质疑当今中国是否已经匮乏真正的批评,可我并不这样以为。相反,我认为公众面对如影像这种强势的媒体,仍然保持着惊人的准确的判断力。相比前几年出来的国产电影鲜有评论、无人问津,这两年,几乎每上映一部新片,在网络上都有着铺天盖地的评论如浪潮涌来,且给人印象深刻。在我看来,《英雄》遭遇的是基于它对暴力和极权的合理化、浪漫化处理而招致的社会良知的唾骂;《天地英雄》遭遇的是复制好莱坞影像而无任何观赏新意的市场与媒介的双重冷落;《手机》遭遇的是道德优越者或者伪社会精英的缺席审判。选择在情人节档期上映的《恋爱中的宝贝》的遭遇则颇为尴尬,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是在一种对浪漫的虚拟期待落空之后,极为恼怒。近年来还很少见有一部影片会在上映之后遭到如此广泛的批评。可以这么说,《恋爱中的宝贝》是近期少见的“口碑”甚差的影片。李少红蛰伏多年重新出山拍出来的这部据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一部影片,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情人节档期所带来的泡沫票房抑或虚假繁荣会不会遮蔽《恋爱中的宝贝》自身的贫血?当这部影片在观众的埋怨声中退出院线之后,关于中国电影几乎集体失语的讨论,我觉得似乎才刚刚开始。

《恋爱中的宝贝》的宣传单上是这样叙述的。一个厌倦了物质生活的男子,唯一的交流对象是一台DV,他渴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击倒,然后,他遇到了宝贝。宝贝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一个晶莹剔透、落入凡间的精灵。这样一个完全超然于世俗生活之外或者说在所谓的精神与物质生活之间徘徊的人物在中国电影中并非第一次出现,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中的方芳要比宝贝出现得更早。方芳是一个色盲患者,她看到的世界是黑白的,而宝贝的癔症则是周期性的发作,每每发作便会离家出走。《像鸡毛一样飞》的男主人公欧阳云飞,一个创作力日益萎缩,生活中处处碰壁的诗人跟《恋爱中的宝贝》中的厌倦了物质生活的刘志何其的相似。如此看来,对精神生活的丧失的焦虑,并非只在李少红一个人的影片中涉及。

让我感觉惊讶的是,两部影片中男性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都交给了女性来完成。不过,《像鸡a毛一样飞》承认了这种不堪,或者说,孟京辉最后并没有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全对立起来。欧阳云飞对自己在一个少女面前扮演一个诗人感到了厌倦。这是《像鸡毛一样飞》值得肯定的地方,他愿意继续“物质地”生活下去。《恋爱中的宝贝》则因为叙事的混乱,将它自己导向了歧途,也将观众导向了不置可否的地步。它既不能与中国当今的现实进行对话,也无法与我们单个个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对话,成了导演自己的梦呓。

对过度泛滥的物质生活,《恋爱中的宝贝》是以批判为出发点的。这个出发点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表述的命题,因此,才会出现相当直白的房屋被拆迁,高楼大厦犹如丛林般崛起的场面。而刘志通过DV来讲述自己对物质生活不满的设计更是立刻会让我们想起一些欧洲艺术电影的情节。如果说李少红试图要用自己的影片来完成一个关于异化的命题还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至少在她的影像中,她却在劫难逃。看完整个影片,我们会发现自己穿行在《天使爱美丽》、《巴黎野玫瑰》(又叫《37度2》)、《性?谎言?录像带》甚至《重庆森林》等无数电影的影像碎片中,她在《血色清晨》时期所构筑的丰满的影像空间已经被完全击溃。在一个丧失了绝对中心的时代,我们要如何才能做到不会四分五裂?很显然,李少红没有能给我们一个答案。或许,我们本身就已经是碎片。同样,在看《像鸡毛一样飞》的时候我就想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否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在物质中生活是否意味着必须以精神的毁灭为代价?更让导演李少红感到尴尬的是,她对物质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通过叙事和影像来完成,反而在呈现的过程中暴露了她对物质的高度迷恋,不小心地泄露了自身的身份——她是物质生活的拥有者,她自己的精神力量并不强大。于是,我们会在影片中看见那么夸张的一个宝贝(戴着《重庆森林》里林青霞那样的假发,任何时候都瞪大着一双空洞的眼睛),还有那个大仓库,被装修得像一个人间天堂。而事实上,这个天堂原本就是不存在的。

在一个硬作狂欢和小资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来探讨精神与物质的冲突的话题,在今天开始变成一个时髦的话题。对时髦话题的阐释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很容易就沦落成《恋爱中的宝贝》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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