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了爱情之后的徐志摩欣喜若狂，也终于闲下心来做些正经事。他进入了他文学活动中的一个新的时期——编《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早就盯上徐志摩了，希望他来接手，但是徐志摩总是心思不定，下不了决心坐在那每天打理案头工作，虽然他确实想办一份报刊。直到去欧洲之前，朋友们不肯放他走，他于是许下重诺，回来一定帮着办报纸。从欧洲回来后，朋友果然旧话重提，志摩只得践诺。不过他也有要求：“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朋友立刻答应了他这个要求，徐志摩走马上任了，名衔是副刊主任。

徐志摩的性格中对自由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他不仅以自由的名义解除了和张幼仪的婚姻，也以自由的名义解体了陆小曼的婚姻。对待爱情如此，办报纸也如此。在他看来，自由是天性的释放，是不要任何重压来束缚自己。因此，徐志摩办的这份《晨报副刊》在中国的报刊史上是独一份的，可谓空前绝后。

平常的报纸拿到读者手里，是印刷好的成品，至于编辑们在编报纸包括选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绝对从字面上看不出来的。编辑的思想隐晦在了文字的深处。但是徐志摩不这么办，他不仅让读者知道报纸是怎么编的，还要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甚至稿子的出处来源他都写在“编者按”里。甚至有的时候，他编的按语太长，只有颠倒过来，把按语当做正式的文章发表，原文反而被放到了后面。这样的编排不仅新鲜有趣，而且自然亲切，读者哪曾见过这样的报纸，一时间，《晨报副刊》被徐志摩“玩”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报纸副刊。

徐志摩办报纸不仅要办得新颖别致，而且在选文上也不拘一格。名人的文章写得好的他愿意登，新人的文章写得好他不仅愿意登，还会破格在一个月连登几篇。当时还只是个文学青年的沈从文就受到他这样的提携，才逐渐在文坛成名。

在编《晨报副刊》的同时，徐志摩还接受了北大的聘书，到母校任教。大约是年近而立，这位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开始收心养性，要认认真真做一点事情了，他在给刘海粟的信中这样说：“我这半年不受‘物诱’，办我的报，教我的书，多少做一点点人的事业。要不然真没脸子见朋友了。”

在惯常的印象里，徐志摩是风花雪月，不闻窗外炮声隆隆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徐志摩是正宗的政治学科班出身，当时国内的环境又极其恶劣，身处其中，他怎么可能全然置身事外呢？北洋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时候，徐志摩正策划和闻一多办《诗镌》，他们闻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怒，第一期的《诗镌》几乎办成了“三一八”纪念专号，徐志摩也写了一首《梅雪争春》控诉这对青年学生生命漠视的无耻行径。此外，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徐志摩也屡有时政评论文章见报。他主持《晨报副刊》不久，便遇上了“苏俄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的大讨论，徐志摩在这个讨论出显示出了自己的政治远见。如果我们去钩沉这样的一段旧史，会损失掉印象中那个纯粹情圣诗哲的徐志摩，但我们不去真正的了解历史，会让世界误会在那时的中国没有这样一种声音，一种态度，一种在大家都头脑发涨时候的质疑。1925年10月6日，晨报《社会周刊》上登了一篇《帝国主义有白色与赤色之别吗？》，内容对当时中国智识界一部分人的“苏联也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了各种声音。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不仅积极发文回应，更是在10月15日开展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徐志摩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注意，徐志摩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2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不过四年的时间。徐志摩以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预见了中国的将来。此后，《晨报副刊》登出的一系列文章虽然也编发有拥护苏联的文章，但整体的倾向是“反苏”的，也因此引来了拥苏者的愤怒。他们纵火烧了晨报馆，这场讨论也就随之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