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上的热闹并不代表生活的幸福，身处上海的徐志摩过得并不轻松。起因是他的婚姻并没有向他希望的那样发展。陆小曼是一代名媛，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如鱼入水，很快就迈入了上海的上流社会，成为红极一时的交际明星。因为热爱票戏，她结识了翁瑞午等有钱有闲的世家子弟，而且和他们合作了两场演出，本来这次演出徐志摩也参加了，按说也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偏偏那时候的小报报纸和现在的狗仔队一样靠新闻的惊悚度吃饭，一个名为《福尔摩斯小报》的报纸就煞有介事地编了一篇文章，里面不仅编排陆小曼和翁瑞午等人行为不检点，还暗指徐志摩的父亲和张幼仪有爬灰劣迹，且文笔极端下流。徐志摩非常愤怒，向法院告了这个小报，但是由于小报登载文字的时候用的都是化名，告也告不赢，最后不了了之。从这个官司上，可以看出徐志摩当时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

本来他设想的夫妻生活，肯定不似当初和张幼仪在一起时的那种枯焦无味，而是琴瑟谐鸣、互有唱和的。刚开始的时候，极有艺术天分的陆小曼还愿意看他的一些文章和诗作，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徐志摩很相信妻子的眼光，她说好的就拿出去发表，她说不好的就不发了。可是渐渐地，陆小曼开始倦怠了，她更感兴趣的是唱戏和跳舞，加上身体一直不大好，更打不起精神来看徐志摩的诗稿。徐志摩出书的时候，想让小曼作序，她总是写不了几行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搁笔不写了。志摩盼望了好几次都没能成文，也拿小曼无可奈何，而且陆小曼极爱交际，常常不在家中，让志摩枯等。这些虽不至于让徐志摩气急败坏，但至少已让他深深失望，最让他揪心的是小曼生性挥霍无度，花起钱来似流水一般。他，养不活她了。一个前半生寻求“爱”、“自由”和“美”的诗人在获得爱情后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为钱而奔忙。这恐怕很令他感到挫败，甚至是绝望。但是他爱小曼，他不想放弃这个他从茫茫人海中寻觅到的聪慧女子，他觉得小曼的文学潜能很大，她可以更加出众而不是像被外界攀诬的那样不堪。过新年的时候，他送了小曼一本《曼殊菲儿日记》，在扉页这样写道：“一本纯粹性灵所产生，亦是为纯粹性灵而产生的书。”曼殊菲儿是徐志摩心中的女神，他希望小曼能像曼殊菲儿一样高雅纯粹，散发着灵性之美。这是想法虽然美好，但是也只能是徐志摩的一厢情愿。陆小曼不喜欢徐志摩干预她的生活，她和徐志摩都是自由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婚姻可以包容她的自由，而不是一种限制，让她变成徐志摩的附庸。两个人在兴趣爱好上的差异随着时间显露了出来，这对相爱的人来说是苦不堪言的。可怕的是，小曼居然还抽上了鸦片，那每日的烟榻横陈变得让徐志摩陌生和害怕。

原本理应鲜花著锦的日子居然过得一塌糊涂。徐志摩沮丧极了，一方面他为了支应家里巨额的开支又接下了苏州东吴大学的聘书，另一方面，他很想逃离眼前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再过下去他觉得自己就不再是自己了，他应当是一个“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的诗人，而不是“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的一个过着腐朽生活的米虫。这个时候，国内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国家灾难深重，自己的小家又叫人扫兴。徐志摩又想逃离了，他要到国外去，他要整顿自己的所有的思绪，要充一充电，镀一镀金，不能再荒废下去了。

正好一位朋友王文伯也要出国，大家彼此做个陪伴。朋友们对徐志摩的这次出国也是赞同的。胡适说：“志摩殊可怜，我很赞成他这回与文伯去外国，吸点新空气，得点新材料，也许换个新方向。”这说明，徐志摩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朋友觉得可怜，为他想出路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