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牧

在北京，迎接我的是北京分公司的总监李斯特先生，他是一个美国胖子，他告诉我他1980年就来了中国，一直到现在。简直了！1980年的时候我才三岁，整日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光着脚丫奔跑；1980年胖乎乎的海跃才刚刚出世；1980年我生活的国家还叫作苏联。

现在，老李已经是大半个中国人了，络腮胡子上面一个有点通红的大鼻子让他看起来非常和善，他的妻子是中央美院的老师，一个才华横溢的画家。

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在他们家做客，在顺义的一个古典的房子里，我见到了数不清的中国古玩和字画。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被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住了，这些与我在圣彼得堡小店里看到的中国小商人贩卖的东西都不同。明清式中国风的家具、画着大朵杜鹃的屏风、天才造型的古鼎、散发着奇异味道的青铜制品……我发觉我异常亢奋，在我的眼里，北京就像一个未知的宝藏，等待着我去挖掘，小白对我说的一切不过只是些毛皮而已。

从老李家出来，我独自一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迎面而来的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和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男人无异，不再是白人世界里的异类，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傍晚华灯初上，我开车路过天安门，绿瓦红墙，灯光映照着壮丽的天安门，宽阔的广场上是十一黄金周过后尚未退去的余温，人来人往的充实感着实让人兴奋。这种兴奋是老外初到中国的兴奋，更是一种在陌生中找寻到血缘归属感的兴奋。我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坐在车里给远在圣彼得堡的妈妈拨了一个国际长途，激动地说：“我终于见到了天安门。”

我如今住在公司安排的大北窑附近的一个花园高层住宅，绿化良好，在十二楼的房间有很大的落地窗，早晨会有很温暖的阳光照进来。我找来地图，开车去了宜家，买来各种能让这里像一个家的物品和装饰。我已经是一个能够照顾自己的男人了，一直以来都是。墙上挂着一幅我从俄罗斯带来的画，这是海跃送给我的礼物，一个北欧画家的作品，画着安静的大西洋。我非常喜欢这个家，拉开白丝的窗帘就能看见北京在秋天里骄傲得没有一片白云的蓝天。

装好了电脑和网络，我接到了小白给我的邮件，她告诉我她正在学语言。妈妈给我来过电话，看得出来她非常喜欢小白。但我已经很少与小白聊天，开始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迎接新的挑战。

公司就在国贸，老李给我的第一个项目是与东晟的烟花公司贸易洽谈，东晟的老板是个湖南人，叫潘笑天。我并不喜欢这样多话的老板，第一次见面就絮絮叨叨，说政府禁止春节假日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是多么毁灭性的打击，并真情款款地诉说了对于出口烟花到欧洲的愿望和诚意，临行前他还塞给我一个大红包。我把红包交给老李的时候，老李坦然地笑着说，这就是中国。

对，这就是中国，我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安睡第一夜。好久没有在陆地上睡觉了，我躺在宽大的床上，盖着丝绒的被子，梦中，我回想起我在天津港下船的场景，微笑着与船上的水手们和船长告别。那艘万吨的货轮，承载过我最年轻的梦想，在挥手的刹那间，我明白我注定要与漂泊告别，告别所有年轻男孩都有过的浪子梦想，停留在放弃流浪的成熟男人的状态。

是的，要成熟。当我气宇轩昂地走进东晟公司在北京饭店的发布会现场，走进那个富丽堂皇的大厅时，我告诉自己要表现得像个成熟男人，不能有任何一点娘们的腔调。我穿着笔挺的阿玛尼西装，穿过在场人所有的目光走向发布会的讲台，脸上是冷峻而不苟的表情。但我发现，我的成熟和不苟言笑很快被一个女孩打败了。在场的女士有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台下有女记者发出了小声的惊呼，窃窃私语地说：“嘿，这就是那个俄罗斯年轻有为的驻华总经理，原来这么帅啊！”接着是一阵闪光灯的狂拍。但是她不，她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看我一眼，这有意思的女孩像一朵百合花一样绽放在讲台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