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同班同学的名字今天我大部分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三名比我高一两级的同学名字我却一直记得很熟，因为这三名同学曾经都是我们学校的“反革命”。我的小学是潘集寨这个村庄办的小学，村里大部分人都姓潘，所以学校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姓潘。但这三个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李，只有一个姓潘。

姓吴的叫吴拜堂，是这三个“反革命”之首，在批斗会时他总是站在中间，也总是表现出很坚强的样子。批斗会的时候，他脖子上会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吴拜堂”。让人看了最难受的是挂牌子的那根细麻绳深深地勒在他的肉里，好心的老师会帮他把麻绳从脖子的肉上移到衣领上，一会儿又有老师把这条细麻绳放在脖子的肉上。他的罪行是在旁边庙里写了两条带“打倒”的标语，一条是打倒他的班主任，另一条是打倒一位当时的伟大领袖。那些年学校常常开批斗会，他可受罪了。我当时一直在想，他的家长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去呢？那一年，他可能刚满十岁。

姓潘的同学，叫潘嘉林，是我家的远亲，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他的罪名是唱革命歌曲时，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唱成了“最绿最绿的绿太阳”。在全校几十人的批斗大会上，批斗对象永远没有讲话的权利。在我的记忆中，他也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批斗了几次，远房的爷爷就把这个小反革命带回到田地种田去了。那年，潘嘉林也是十岁左右。

姓李的同学叫李亚洲。在我们小时候大家最爱讲的一句话是：“你能，来把我的鸡鸡咬掉！”这是威胁对方的一句话。一般同学之间只是说一说，不会真的去做，但李亚洲同学真的去咬别的同学的鸡鸡了，而且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孩子的鸡鸡。被咬的同学送到了村上保健站，李亚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整天挨批斗。但每次批斗会上主要是批斗前两位同学，李亚洲上台后就面色苍白，满脸泪水。同学们在私下议论说，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主动要求李亚洲去咬的，李亚洲并没有错。

这三位同学是学校级的反革命，班级有班级的反革命。一位同学把语文书撕了一张叠成了“三角”，“三角”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玩具。班主任老师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了这张纸，打开后发现正好在伟大领袖的像上，有叠三角时叠出的“×”的印痕，全班同学都惊呆了。老师没有把这件反革命的案件上报学校，只在班级开了批斗会。

另一位同学，在学校集合时，站在高处的土坡上撒尿，班上组织批判，老师说是流氓罪。同学们不懂什么是流氓罪，老师说，和反革命罪一样严重。到底什么是反革命，同学们也搞不清楚。

一次老师问同学们，我们革谁的命？同学们说了一大堆，全是反的。有位想巴结老师的同学说，革老师的命。老师说，不对，我们要革反革命的命。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一位同学站在土坡上撒泡尿就要革他的命，把他的命要了。

前些日子，我去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看到现在的小学生们快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不由得想起我的小学，那座庙里的小学。想起我的同学，那些在贫困交加的岁月里，心灵受到极大摧残的孩子们。

我的端午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端午节在童年里。

童年的我生活在甘肃黄土高坡，这里缺水，一般种的庄稼都是耐旱的玉米、高粱和可以碾出小米的谷子，小麦生长时需要的水分多，只能种在水能浇灌到的平川地里，这些平川地在我的家乡很少。我们家一年四季主要以粗粮为主，小麦磨成的白面是细粮，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时才能吃上。我父亲下放到农村，却很有创新精神，他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他说我们家自留地的地势低，旁边又有一个大跃进时挖好后来又废弃的鱼池，里面有水，可以用来浇灌稻田。我想象中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应该是雪白颜色的，像小麦磨成面粉后一样白。但我家自留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却是红颜色的，像高粱一样的颜色。当时的我常常为不能碾出雪白的大米而感到非常遗憾。许多年后进了城，才知道这种颜色的米营养价值高，当年曾是进贡给皇上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