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合宜性”的认识，“公正的旁观者”意识的养成，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情感的陶冶，这些都离不开环境和风气的影响。正如《颜氏家训》中所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家，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斯密提议，我们应该与自己所尊敬的人共处，时间一久，所见尽是正义、谦虚、人道和秩序，对所有与这些美德相矛盾的品性就至为愤慨。（比较《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反之，假使有人从小在强暴、放荡、虚伪和不义的环境中长大，对这些恶行就会习以为常，相信它们无非是世之常情，沉溺其中亦无妨，这样就无法成为正直的人，必然为“公正的旁观者”所藐视。

《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早17年出版。如果前者是“修身手册”，后者则是“资治通鉴”。两者与其说矛盾对立还不如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自爱”、“自利”和“看不见的手”时，他同时代的读者知道，斯密是作为《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谈这些问题，这“前知识”、“前理解”对把握这些概念的复杂含义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斯密并没有建构起一个滴水不漏、天衣无缝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中出现不尽连贯之处也不足为怪。在道德制裁和宗教信仰都趋于式微的年代，“公正的旁观者”几乎令人厌烦，斯密的议论也像是陈旧的说教。相比之下，放肆的野心、赤裸裸的私欲和怪异的罪恶或许更有魅力。在阐发斯密所谓“经济人”理论时故意忽略斯密的社会语境并把“公正的旁观者”逐出公众视野，这对斯密本人恐怕也是有失恭敬吧。如果“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揭示了人类本质的全部真理，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怡人之处呢？要破除“经济人”的神话其实不难，只要读一读亚当·斯密即可。遗憾的是当代美国、中国经济学界的斯密崇拜者们对他的伦理学几乎一无所知。

儿童发展心理学奠基人让·皮亚杰做过一个实验。他在一个山地的地形模型上放置一个木制玩具娃娃，请不同年龄的儿童假设自己身处玩具娃娃的位置来描述眼中所见。经比较后皮亚杰发现，某一年龄段以下的儿童认识空间和地形的关系的能力较弱，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描述山中景物。皮亚杰由此推断，儿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意识的培养其实就是一个“去自我中心”的过程，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会意识到一己视角的局限性，于是走出小我，不再因自己在某种小事上不能遂愿而哭哭啼啼或大吵大闹。这是道德和认知发展上至关重要的一步。成人有别于儿童的地方就是成人能从不同角度，尤其是非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在道德上较为成熟，而对世界——一只放大无数倍的沙盘——的认识也较为全面。如果亚当·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是成人，虚构的“经济人”永远是幼小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