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本人还直接参与了贵族的教育。1752年斯密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并成为格拉斯哥文学学会会员和爱丁堡哲学学会会员。18世纪的英国贵族喜欢聘请学术上有名望的人督导下一代的教育，在他们眼里，人文学科教授富学识，明事理，行为举止优雅得体，处处堪为子弟法式，即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1758年11月14日，休谟的好友、苏格兰政治家吉尔伯特·埃利奥特在致斯密函中云，菲茨莫里斯子爵（1761年晋为第二代谢尔本伯爵，1784年晋为兰斯多恩侯爵，曾任英国财政大臣）两年前从牛津毕业，对那所大学印象不佳，他的弟弟即将从伊顿毕业，菲茨莫里斯子爵经与父亲谢尔本勋爵商议，想将他弟弟送到格拉斯哥大学就读，住在斯密家中，斯密对他拥有管教全权。亚当·斯密慷慨允诺。不久那位年轻的菲茨莫里斯先生就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亚当·斯密亲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为他拟订学习计划，并不时向他父亲和兄长汇报他的学业。谢尔本勋爵本姓佩蒂，为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威廉·佩蒂之后，斯密在致他的信里对他提倡“艺术、勤奋和独立”大加赞赏：“对阁下尊贵的祖先威廉·佩蒂爵士来说，最使他在天之灵高兴的，莫若见到他的后人执行符合他理想的既聪明又有公益精神的计划了。”谢尔本勋爵把儿子托付给一位品德高尚、长于观察与判断的教授，心里也十分满意。他在1759年4月26日给斯密的信上再次解释选择格拉斯哥的缘由：“我看到牛津和剑桥的一个重大缺点在于，把孩子送到那里，不但不能受到管教，反而成为学校的管理者，在那里受到尊重的主要是门第和财产，而不是本人的学业成就。”这句话出自有“门第和财产”的谢尔本勋爵之口，尤其可贵。他还表示，希望儿子通过斯密“道德上的训诲和榜样”养成服从、克己的习惯，善于采纳不同意见，办事精确认真，“成为一个正直和仁慈、严肃的人”。他还从学科里看到改变性格的用途。例如他想到，学数学可能会改掉他儿子“疏懒与轻率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