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并不在于那天利维斯是否真正与他展开讨论。这件小事揭示了维特根斯坦求道问学的某种本质特征：维特根斯坦极少与同事、学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的讲座只是个人的表演。利维斯自称没有资格评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但他坚持，不论是著述还是授课，都需要别人各种形式的合作，不然于己于人都是十分有害的；维特根斯坦的名气不胫而走，慕名而来的学生和已有教职的专业人士成为个人崇拜的牺牲者，他们不是讲堂上积极的参与者，而是被动的记录者。利维斯曾提出一种人文教学研究中相互促进的交流对话的模式：“是这样的，对吗？”——“说得对，但是……”即使是天才也不能缺少这种对话方式。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见到利维斯劈头扔过一句话来：“放弃文学批评吧！”利维斯想以“放弃哲学吧！”回敬，话到了嘴边没有说出口来。即使说了又有何用？维特根斯坦曾在利维斯面前比较“智识”与“性格”的差别，并称许利维斯为代表“性格”之人，也许维特根斯坦（还有利维斯）对对方的“智识”有所保留吧。维特根斯坦可能并不理解文学批评在“智识”上也是极具挑战力的领域（解构主义者已把这一点推向极致），而文学语言的运用最能体现语言的复杂性，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也是对晦暗不明的思想的探索。哲学家喜欢在抽象、一般的层面上谈论语言，他们的理论一旦征诸文学作品就显得苍白。利维斯说，维特根斯坦的天才是国际象棋选手的天才，它对利维斯所关注的问题并无帮助，他不相信剑桥英文系的学生能从维特根斯坦的“一言堂”里有所得益。

维特根斯坦艺术修养极高，他对文学是否有浓厚的兴趣则不得而知。在英国文学里他最熟悉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有一次他问利维斯是否认识燕卜荪。燕卜荪1930年发表《含混的七种类型》时年仅24岁，他在剑桥也有天才之称。利维斯回答说不认识，但他在为《剑桥评论》写《一九二九年剑桥诗歌》一书的书评时读了诗集中收录的燕卜荪的六首诗，写得都很不错。维特根斯坦追问那些诗究竟怎么样，利维斯只得说，要欣赏这些诗作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不然解释也没用。接着维特根斯坦说了一句非常能反映他哲学的话：“你如果喜爱它们，你就能描述它们。”

读到利维斯回忆文章中这一细节时笔者想到燕卜荪作于1935年的诗《最后的痛苦》。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只要能想到的也就是可能的。”燕卜荪在诗中用浓缩的语言暗示，人性永远无法达致它能想象的神圣境界。他把人比为女仆，而人的灵魂则是女仆的主人；女仆一味透过锁眼偷窥主人的秘密和欢乐，钥匙不可得，门不会开启，那锁眼也不会闭上。人类生活中这一窘境也许是被哲学家忽略了：

“能构想的也是能发生的，”

维特根斯坦说，他没有梦见你；

但诗人依然希望读者与他一起想象不可能之事，“在绝望中学会一种风格”。假如没有诗和文学，没有利维斯们或燕卜荪们对文学作品细致精微的分析和批评，人们对生活、思想和语言的理解永远是大有欠缺的。“放弃文学批评吧！”伟大的维特根斯坦如此放言高论，闻之能不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