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思演讲这类场合，萨义德受到时间上的限制，难以尽情展示福柯式的“不屈不挠的博学”。作为听众或读者，有必要简略回顾“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

根据《贝尔福宣言》（即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1917年11月2日致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二世的信件），英国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犹太民族家园，条件是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或宗教权利受到损害”。我们从“阿拉伯的劳伦斯”（T．E．Lawrence）所著《智慧七柱》一书得知，在一战后期，阿拉伯军队参与协约国作战，决定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溃败。然而在巴黎和会上，阿拉伯人的利益却被撇在一旁。倒是几位擅长幕后运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巨头间积极游说，想从政治上控制巴勒斯坦，将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置于犹太移民统治之下。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成立托管政府，官员们注意到，阿拉伯人一盘散沙，不懂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时间一长就处处受制于居于少数的犹太移民。一旦英国官员想本着《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对当地不同社群的利益一视同仁，他们就会受到来自犹太社团的巨大压力，有的不得不挂冠而去，如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为“叛徒”的首任托管政府首脑、英籍犹太人赫伯特·塞缪尔。早期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成功得力于本-古里安、亚布廷斯基和卡兹纳尔森等铁腕人物。本-古里安在20世纪30年代承认，假如他是一位有民族意识的阿拉伯人，他就会反对大量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二战爆发前，巴勒斯坦的阿以矛盾已十分尖锐。亚布廷斯基毫不含糊地表示：“巴勒斯坦应属于犹太人。使用合适的方式创立一个种族上纯洁的犹太国，这永远是必要的。阿拉伯人现在十分明白，我们想如何处置他们，我们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应该不断制造既成事实的局面，也要向阿拉伯人解释，他们必须离开我们的土地，撤退到沙漠中去。”1931年犹太“国民军组织”（Irgun）在巴勒斯坦成立，号召在约旦河两岸建立犹太国家。该组织针对英国人采取恐怖暗杀活动，残暴对待阿拉伯人，并将大批犹太人非法移民巴勒斯坦。“斯特恩帮”也是极有名的恐怖组织，1940年由亚布拉罕·斯特恩组建，正式取名“以色列自由战士”。这些“自由战士”求助于德国，不断对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实施恐怖袭击。斯特恩予1942年2月被英国警察“定点清除”。二战结束后，为盟军的胜利作出贡献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发现，在胜利大会师中他们失去了容身之地。

讨论阿以冲突不能不提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受的难以置信而且不容否认的苦难。萨义德对此有何看法？他在演讲中说，以色列成立后，不断有犹太知识分子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悲情，见证其艰辛，强化其历史记忆；像美国犹太裔作家伊利·威塞尔（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现在我们还要加上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那样的写作是必要的，但是这远远不够。他指出，一位知识分子必须从更宽广的全人类的视角来理解某一民族的不幸，设身处地地从自己民族的痛苦经验来看待其他蒙受苦难的民族：

只是肯定一个民族被剥夺、迫害、屠杀、取消权利、否认政治存在，而不同时把那些惨状与其他人的相似苦难相联系……这是不够的。这绝不意味着失去历史的特殊性，而是防止在一个地方所吸取的受迫害的教训，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违犯。正因为你代表了你可能也经历过的自己民族的苦难，所以在自己民族现在可能把类似罪行施加到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时，你也摆脱不了揭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