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个人独立性与无限的变异能力，这自由主义的原则是萨义德理论基础。但是，他的理论与生活故事实际上存在着难解的矛盾。萨义德出生于巴勒斯坦，数十年来为巴勒斯坦人的权益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在这方面，笔者对他“不屈不挠的博学”表示由衷的敬意。1999年他当选为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主席，一位犹太裔美国学者表示抗议，竟称他为“恐怖分子”。萨义德的“越界”精神并没有销蚀他“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为什么他在理论的层面上对这“公共感情”如此畏惧？这种用一套“越界”、“中转”语言遮盖的畏惧又提醒笔者，巴勒斯坦国的前途取决于与当地阿拉伯共同体休戚与共的巴勒斯坦人，而非友情客串巴勒斯坦人的当红流亡者。

萨义德的困境也是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困境。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政治哲学领域就为犹太裔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所主导。在他最著名的论文《两种自由概念》（1958）里，伯林比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概念，并毫不犹豫地表明了他支持“消极自由”的立场。根据“消极自由”的理论，自由只应该被定义为没有身体或法律等外在的障碍；一个人自我实现的形式只来源于自己，因而也只能独立完成。试图以高于个人的集体范畴和道德范畴来规范、指引个体的选择是危险的，这类努力最终将以“积极自由”的名义牺牲个人。显然，“消极自由”与不断变异之中的后殖民流亡理论有暗中相通之处，前者甚至是后者的基础。在冷战时期，伯林是一位所谓个体独立自由的捍卫者，但他一生都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以色列的成立所作贡献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的“消极自由”概念与他对犹太民族的忠诚并不相容。没有“地之灵”的召唤，没有千百年来耶路撒冷在未被同化的犹太人心目中神圣的地位，以色列国恐怕还是海市蜃楼。伯林用他的生活故事揭示，“消极自由”的语言竟如此苍白。假如伯林和萨义德分别以“消极自由”和“越界”、“迁徙”的理论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或许他们就放弃各自的立国之梦了。

但是根据劳伦斯的“地之灵”一说，个人不是独立自足的，他或她只有归属于一个民族、文化、宗教和特定的地域，才有生活的意义，才能获致自由。萨义德的“迁徙”、“越界”和伯林的“消极自由”都以个人为中心，都淡化甚至否认了“地之灵”的存在。但这两位知识分子分别支持巴勒斯坦自决、立国和犹太复国，立场异常坚定（伯林的外交手腕更高明），我们不能不感到他们身上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就伯林而言是远祖的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难以界说的情感。这种情感人们通常称之为爱国心，它也许藏得太深，“迁徙”和“消极自由”之类语言根本碰触不到它。

真正的文化多样性并不能由“迁徙”和“杂交”来保证。我们在提倡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允许文化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性取决于文化传统，也在相当程度上受生存环境的制约，因此也是历史的，自身也在时不时地吐故纳新。生活在纽约的后殖民杂交文化宣扬者并不能超然独立于美国的文化环境和学界的内部竞争。“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正由于这个原因，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和态度有异于流亡者也就十分自然。世界文化就像交响乐团里的各种乐器，它们有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制作原料、特殊的音质，如果提琴、钹、短笛和长号经高科技“杂交”处理后变成同一种声音，那么音乐的末日、文化多样性的末日也就到了。

中国知识分子与其跟着“迁徙”与“杂交”的指挥棒转，还不如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感受“地之灵”，体验“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同时又毫无畏惧地向各种思想和文化敞开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