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刘恩源根本未与法方进行认真谈判，对中法实业银行也未展开细致的调查，他们早早收兵，自然招致国会和舆论的抨击。财政部为这一决策辩解，号称同意付金法郎，政府和民间可获利5868万元，不同意，将损失6161万元。王树槐先生评论道：“政府的解释，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自我粉饰而已，所列获利之数，尤不可信，殊不知此款皆出自中国人。远东存户中国方面所占几何，难以确知，不无夸大之嫌。”葛夫平对法国庚款的退还及其利用做过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调查，使学界对中方的实际得益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笔者以为，法国退款恢复了中法实业银行，中国存户（其实只是“远东存户”的一部分）得到了赔偿毕竟值得庆幸，但是清末民初，股市蚀本，投资被骗，银行倒闭，时有所闻，多数利益受到损害的中国普通投资者、存款人丝毫得不到国家层面的保护。用公共财政救助一部分人而置多数亏损者的利益于不顾，不能体现公平原则。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黄郛临时摄政内阁（1924年10月31日至11月23日）成立，黄郛请李石曾出任教育总长，李不就，推荐易培基，后者从此成为李石曾共同奋斗的密友。

黄郛两年前赴法国，并非官方访问，细节已不可考。李石曾关注甚至暗中参与中法关于庚款的交涉，颇有一些时日，他是否嘱托他在法国政界的朋友对黄郛多加照顾？悬案解决，一个管理庚款的权力机构才能产生，中法大学才能获取资助。也许这机构的中方主席是谁，不会有疑义，早已内定。为加速谈判进程并使之更加有利于法方，李石曾得贿或行贿，皆有可能。章士钊卷入此案，以前谈得很少。但是要回到1925年的北京，这是不能免去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