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词语，我在尽力学习一些词语，以及它们蕴涵的  力量。”

我打开笔记本，让他看了看普拉温·切库里教给我的那个神秘词语。

“请给我详细讲讲吧。”比尔回答道，并咧嘴笑了笑。

我解释说：“我正在探索词语的秘密，以及它们最初出现时的原意。就像是剥洋葱一样，去掉一层层的外衣，揭露它们最单纯的含义，追寻一种可以帮你找到目标并让你过上好生活的力量。”

接着，比尔向我解释了他满面笑容的理由。

他说：“我想给你引见一下我的导师。他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词语。”

他说，导师名叫阿瑟·沃特金斯（Arthur Watkins），是一位大学的退休教授，一生都在研究词源和词语。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了近40年的语言学，精通10多种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意大利前线协助破译德军的密码。

比尔问道：“你知道他喜欢做什么取乐吗？他喜欢教别人词语的起源。那是他一生唯一钟爱的事情。”

比尔说阿瑟现在住在一个“退休之家”，他大声说：“他是词语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你应该见见他。”

从维也纳归来之后没过几天，我就给阿瑟打了个电话。

在等着他接电话时，我的头脑中描绘出一个年老体衰、面色苍白的老人，也许还是躺在床上，吸着氧气，挂着吊瓶，等着别人分享他生命中最后的智慧。

但是，电话铃声只响了一半，这种想象就被击碎了，一个清晰、自信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我是沃特金斯。”

我说：“你好，我是凯文·霍尔，比尔·菲尔莫尔给了我你的电话，他说他会告诉你我要打电话的。”

“我在等着你的电话呢。”阿瑟用一种正式的语调回答说，但是显然非常热情。

“我希望我们能够见一面。”我打算在那一周晚些时候约个时间。

“我今晚就有空。”他随口说道。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到晚上8点了。

“我会在半个小时内到你那里。”我有些犹豫地说。我不想打扰他的休息时间或者违反“退休之家”的作息规定。但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若无其事的回答：“那很好，非常高兴你来陪伴我。”

当我按响阿瑟房间的门铃时，他打开了门，只见他下身穿着卡其布裤子，上身是一件前面印着美国国旗的运动衫，脚蹬一双黑色的匡威帆布鞋。这位颇具代表性的教授就站在屋子里。（正如我后来再次拜访时获悉的，他总是待在屋子里。）他不是一位年轻人，背已经有些驼了，脸上布满了皱纹。他的耳朵很大，每一边都戴着一个助听器。当他微笑时，脸上呈现出一种尤达（Yoda）①式的宁静。他脸上的一切都诉说着他的智慧和阅历。

我们握了握手，他把我领进了屋子。他在一把躺椅上坐下，我坐在他右边的长椅上。然而，他右边的助听器却出现了问题，因此，他迅速起身，也坐在了长椅上，紧挨着我。他的膝盖和胳膊肘几乎碰到了我的，这样他就可以更清楚地听到我所说的话。我的心立即释然，一阵轻松油然而生。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40多岁，但我们瞬时就被拉近了，我感到了共同的热情。我的好朋友、畅销书作者理查德·保罗·埃文斯（Richard Paul Evans）喜欢和人们分享中国的一句哲言：“弟子若准备好了，老师自会出现。”我必须准备好，因为他已经出现了。

当我环顾阿瑟12英尺见方的小屋时，很快就明白了他对词语的钟爱。到处都能看到证据。在咖啡桌上是一本翻折了角的书，阿瑟自豪地说这是他一直的最爱：《韦伯斯特新版大学英语词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在长椅的另一头是一本厚厚的精装书，包括两卷他的个人历史。每一卷都是隔行双栏撰写的。两卷合起来共

1 416页，阿瑟说大概有100万个词语，事实上，这位老人并没有夸口，“这是现代或者有史以来最长、最完整的自传”。我要求上一下洗手间，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到镜子中间贴着他当天的词语。我震惊不已，这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身处语言王国的最高峰，每天却还在学习一个新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