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大门旁边墙上的门铃呜呜地叫了起来。我家在上海可没一户亲戚，也很少有客人来。这里与北京大不同，大楼里的小孩儿都老老实实窝在自己家，开门就是街，也没个院子，上海的小孩儿好像都不出门玩。在电梯里偶尔见到了，个个都长着一张白脸。所以，那呜呜声响彻了整个公寓，实在激动人心。

紧接着，我在余晖强烈的门厅里看到一个高大的士官，他背光站着，脸上好奇地笑着，东张西望。他脚边放着一只帆布旅行袋，军绿色的，好像小人书里画的苏联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军用衬衣，他没戴肩章，肩膀上插肩章的布襻却使他显得很潇洒随意，和小人书里的保尔更像。原来是我哥回家来了。

我哥在南京军官学校读书，一年不见，他的脸好像长得更长了，下巴上多出了许多肿起的红色疙瘩，他的眉毛又细又长，几乎在鼻梁处连在一起了。在他脸上，忽然显现出了妈妈的强烈痕迹。这让我觉得既好奇，又陌生。

还有些激动和紧张。一个人八岁的时候，觉得没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是陌生的，这再平常不过了。

我猜哥哥也是一样，他这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上海的家。他站在门厅里探头探脑，手指头在花玻璃上一点，一点，推开了西面房间的磨砂玻璃门。

我们从北京搬来上海才几个月，所有的家具都是公安局分配过来的。而他见过的，只有堆在角落里的箱子，还有父亲的十几个褐色的木书箱，现在在西面的房间里。它们被靠墙放成一排，前面是父亲的写字桌，红色电话机放在桌上。

“你不可以碰那部电话。”我见大哥的眼光好奇地停在那部红色电话机上，于是殷勤地说，“只有爸可以碰它。”这是妈妈定下的规矩。

哥嘿嘿笑着，远远伸手过来，猴子捞月般地拍了一下我的头顶，呵呵，他笑道，一年级的小豆包也知道保密原则啦。哥哥拍了我好几下头，又开始唱上个暑假他回家来唱的歌谣：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上个暑假，我们家还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住，九月我就上一年级了，那个夏天胡同里的大孩子都这么唱着，过来打我的头。我爸妈朋友家的小孩也都这么拍我的头，而我哥就是那个挑头的。我一点儿也不生气，我觉得自豪。大孩子们因为我上学了，待见我了，拍我头，那是瞧得起我。在我更小的时候，他们从来绕着我走路，省得我去麻烦他们。

哥身上有种回力球鞋的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