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在常州出差，中午时分大家一起吃饭。午餐还在进行中，窗外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呜咽声恰像寒冬的夜晚才可听到的风的哀嚎。杯盘碗盏之间，人们忙于寒暄，没人关注这阵怪风意味着什么。餐后我们来到常州一处著名的寺院参观。静寂的寺院中，松林中一阵风吹过，松涛声连成一片。这时我接到潘力老师的电话，电话那头，他用急切的语气问我能不能从常州以最快的速度取道四川，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这才意识到中午的那阵怪风意味着什么，那是灾难的声音。

因为常州没有直达成都的飞机，若转道南京或是上海，势必要耽误一些时间。出于时效性的考虑，总部派出了其他记者。我最终没能亲历汶川现场。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都是在电视上关注灾情的发展。灾难让我感到了被唤醒的民族的力量。在和朋友的交流中，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是这场地震使他们意识到原来中国人这么团结，原来人间有大爱。很多人甚至因此改变了人生观，认为应该给予身边的每个人关爱。

但这只是在后方的人们的感受，对当时在灾难现场的人来说，灾难既不浪漫也不美好。

《潇湘晨报》记者倪志刚告诉我，汶川地震后，他第一站去的是平武阿坝镇。最让他震动的是到当地的小学采访，到达后，他第一眼就看到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遇难孩子们的书包，整齐地摆在地上。那时他的孩子4岁，很快就要上小学了。后来他将当时的感受写进了给儿子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在废墟边采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被再次提起亲人遇难的情况时，压抑的感情再次倾泻，那种伤心让人窒息。很多时候，觉得记者是一个残酷的职业。

他说，初到汶川时，很多地方的道路被阻断了，通讯也中断，灾区全部失去联系。以前总觉得没有人类不能到达的地方，但现在连一个汶川都进不去。

《凤凰周刊》的邓飞则提到：在红白镇中心小学，参与救援的深圳特警来这里之前，家人在他们的口袋里塞了很多糖和巧克力，要他们一定送给这里的孩子。但特警们一颗糖都没有发出去。小镇上几乎看不到活着的孩子—幸免于难的孩子都被带走，去了什邡市的广场。那些特警很多都是年轻的父亲，在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