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那些狭窄的矿井口，我无法想象矿工们要如何弯腰进入，直到地下深处700多米，在黑暗的地底像老鼠般挖掘。我有轻度的幽闭症，恐惧水底、地底等暗黑封闭的场所。可是这样令我感到恐惧的地方却是这些工人终年工作的场所。

那些矿工神情木讷，长期与煤为伴，煤的碎屑已经浸入皮肤，再也洗不掉，甚至会侵入肺部，毁掉健康。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乡村，贫穷使他们无视潜在的危险。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矿主获得成千万的利益，为当地带来不断上升的GDP，但他们每个月却只拿一两千元的工资。在进入煤矿的那一刻，他们的命就交给了上天，等待着命运那根细丝逐渐绷紧，直到某一天突然断裂，最终被土地吞噬，变成他们终日面对的煤的一部分。

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描写了这样一幕：男主角崔明亮的表弟三明，为了生活签下了到煤矿工作的卖身契，上面写着：“生死合约：第一，富贵在天，生死由命。本人自愿在高家庄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第二，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如遇不测，煤矿补偿每人500元，给其直系家属。第三，每人每天工资3元。签约人韩三明、袁秋生。”

表弟和那些矿工都有着一张麻木、冷漠的脸。这些脸曾经刺痛了我，那些矿井口围观的矿工、救援的矿工、邻村村民的沉默让我感到困惑，对于同胞的离去，他们为什么没有悲痛，谈到那些亡者，竟像在讨论书面上的一个数字。我在当天的采访手记中写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面对一个个逝去的生命时能够如此漠然，甚至还面带微笑。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会在接到矿难的采访任务前习惯性问一句：这回死了多少人？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那些我曾经不齿的人。

贾樟柯的故乡是山西，《站台》中表弟的扮演者也是贾樟柯现实生活中的表弟，曾有在煤矿工作的经历，可以说是本色演出。后来贾樟柯拍《三峡好人》时又找到他当男主角，有一场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我？贾樟柯写的对白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在底下的时候我想，如果能够活着出来，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但表弟却希望修改，他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

贾樟柯后来说：“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