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到他在2007年底，山西洪洞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05个矿工死亡。他和当时的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到医院看望幸存的矿工，一群人簇拥下的他，表情严肃而疲惫。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挤上去问他后续的处理。他对我说，如果查到有权钱交易，不管什么人一定按照法律、法规、党纪严肃处理，他有信心把队伍处理好，语气坚决。

这就是我对他仅有的两次采访，条件所限，每次都匆匆来去，像蜻蜓点水，让我无法深入了解他的内心。可就是这两次远远地观望，让我感到人群中的他身上的一种悲凉，一种渴望力挽狂澜却力所不逮的无奈。

再次到山西是2008年9月8日做襄汾溃坝的采访，在我到来之前，孟学农已经离开事故现场，我没能采访到他。

那天，我站在泥石流的废墟上做现场连线。当时的情况和死伤人数是大家最关心的。不过这个数字却一直处在扑朔迷离之中。最初，当地报的数字是1死1伤，这个数字迅速被修正。8日深夜，在山西省官员和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参加的内部情况通报会上，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说，事故的伤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70人。10日晚，临汾市领导在向有关方面汇报时，遇难者人数又上升为128人，但受到了安监总局负责人的质疑。

我们从襄汾官方得到的数据也是这样的。但我对这个数字却存有疑惑，我想起在事故刚刚发生时，向我爆料的同行说起在现场看到大量的尸体；想起我们在路边遇到的当地人讲起几乎整个村庄被掩埋；想起我们到附近的云合村，许多村民家中摆放的棺材和送葬的队伍。

不对，数字远不止这么少，心里有个声音响起。一种直觉告诉我这其中有问题。

在“时事直通车”的视频连线中，我直言不讳地说，官方数字是128人遇难，但当地人质疑这个数字，认为远远不止。

第二天早上，我被宣传部长叫去，他质问我，怎么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反问，何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那是场剑拔弩张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我带着怒火出去继续做新闻。第二天，香港总部的同事打来电话说：“你知道了吗？襄汾溃坝的遇难者人数上升到254人了。”

结束采访，从山西返回北京的当晚，一个香港的记者朋友在MSN上问我，知不知道孟学农辞职的消息？我大吃一惊，追问他，他说，通过内线消息得知，受溃坝事件影响，孟学农已经引咎辞职，那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天。

如一记闷拳捶上心口，我突然为这个只见过几次面的官员感到伤感。在我采访过的官员中，孟学农是少数几个能让我产生好感的。他的再次引咎辞职，除了给他带上更多悲情的色彩，也让我体会到舆论这把双刃剑的杀伤力。作为记者，维护公众知情权是我的职责，我希望真相的公开、责任的追究，但有时候也会无奈地发现这种公开往往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山西的煤矿问题由来已久，曾经在现场进行调查的我，能深刻体会到这其中的复杂，也感受到，要解决这些矛盾绝不是一朝一夕或是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对孟学农，这个上任后就致力推动山西产业转型，发誓要清洗带血的GDP的官员，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抱负；而对山西，频繁的官场震动造成政策不连贯所带来的动荡，也势必会影响到生活在当地的每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