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骑着自行车飞驰过1976年的北京时，中国的样板戏成为这个西方青年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的父亲老布什——一个驻华使节的影响下，29岁的小布什藏有几张精致的当年的样板戏海报。收藏革命或者接近革命，都是一种姿态。

布什在对《时代》周刊的记者回忆中国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尽管这个回忆相距他的那段经历已有四十多年，但这些“革命戏剧”仍然是他对当年中国的记忆符号。

中国，革命，布什，1960年，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京剧，美国，李玉和，铁梅，杨子荣，人民大会堂，国家，红色，或者长安街，海港，智取威虎山，夜宴，钢琴伴唱，词语，痛说革命家史……碎片式的回忆，这些曾经的事件或者故事，或者戏剧，或者文化生活，或者那些不愉快的伤痛的往事，他们如何承接，如何删除，如何保存，如何被更改，如何被选择性地记忆，如何流传？

后现代的波普艺术家们，在他们单纯的画布上，把铁梅的姿态画得如同某种我们想象的美好世界。“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痛说革命家史”，这些戏中的台词流传成为我们的现代词语。他们以政治的名义，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回忆，成为上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象征，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审美情趣的“样板戏”。

一位亲历者回忆他在上海的故事时称，样板戏甚至成为纲领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文艺形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收看率超过了任何大片，而现在所谓的全民参与的“超女”，也比不上当时其中的任何一部。《红灯记》上演时，全中国姑娘呼啦啦地全都梳起“铁梅”式的乌黑粗大的辫子；演《沙家浜》时，满大街都响起阿庆嫂与刁德一的对唱；演《杜鹃山》时，“柯湘”成为标准“红色美女”的代言人（据说当时在“美琪”理发厅剪一款“柯湘”式发型要3元钱，合那时普通女工月薪的十分之一）；而《海港》中女主角则一举奠定了女强人的基本行为标准——“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

这些曾在回忆中成为某种盛典的戏剧，汇集了最多的批评与喜爱。批评样板戏与喜欢样板戏的人正在成为一个有趣的群体。批评者一直警惕样板戏的政治属性，喜欢者则把样板戏当成某种经典。而这些争议似乎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者某些特指的世界。

关于样板戏的记忆正在成为中国人无法回避的话题。“样板戏”似乎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记忆，但有时它又恍若昨天的事。在今天，那熟悉的旋律仍间或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或者是在官方的节日庆典的舞台上，或者是在民众日常休闲的时间里无意之间的顺口哼唱中。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生活仍然与“样板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性质和意义错综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索解。我们无法证明那些批评者，就是某些知识分子对待“样板戏”的真实态度，但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与官方和一般民众相比）似乎更倾向于否定。在某些知识分子看来，“样板戏”往往就代表产生它的那个年代，对“样板戏”的否定也就意味着对那个年代的否定。

这些知识分子从自己特有的理智和情感出发来否定“样板戏”，然而，他们的那些否定性的意见却常有逻辑上的混乱。人们往往能够找到比较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去彻底否定那个年代，而在对“样板戏”的否定方面却只有一些模糊、混乱、似是而非和自相矛盾的说法。

遥远的样板戏，作为一种影响过某一时代的艺术样式，也成为深刻制造了一代国民气质的某种文化力量。有的时候它面目模糊，甚至几乎根本就不是戏剧。有的时候，它如同经典，根本就是国民传统与文化的某个传承。

但它真的是什么？

当我们仰望历史的上游，仰望伤痕累累的历史的时候，它们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