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这次“样板戏大汇演”，影响极大。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亲临现场观看《智取威虎山》，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则发表社论，号召“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时间，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成立了样板戏的宣传队，有条件演全场就演全场，不能演全场就演片段，连片段也演不了就清唱。收音机一打开都是样板戏，所有的舞台都是样板戏的天下，而其他戏则处于停演的状态。

在全民大唱“样板戏”的同时，全中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又纷纷办起了“样板戏学习班”，地方剧种的剧团则组建“移植学演样板戏”的机构，就连西北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歌舞团也以维吾尔歌剧形式移植了《红灯记》。“京剧样板戏”全民大普及的程度可以说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正如后来民谚所说的“八亿人民八出戏”，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政治文化现象。

“学演”，就是在样板戏的普及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和新现象。此时的样板戏创作及演出远不是一出戏那么简单，它已经被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所收编，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筹码。而如何传播和复制样板戏就显得相当谨慎。

为了样板戏演出的“完整性”和“标准化”，出于对众多地方演出团体的复制水平的担忧，于是由国家出面，为每一台样板戏出版了一部内容极其详尽的供复制演出需要的样板戏演出本。这是一本类似教科书的演出说明书，发行到全国以供人们学习表演，有的甚至厚达四百多页。

这些演出本除了有剧本、主旋律乐谱外，还有大量的彩色剧照，详尽的舞蹈动作说明及图示，人物造型照、人物造型图、舞台气氛图、舞台平面图、布景制作图、道具图及道具表、主要道具制作图、灯光布光图及灯光说明表、舞台效果图。在国家机器的干预下，这些书的发行量都非常巨大。

学演样板戏的第一个要求自然就是“不走样”。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生怕在哪个环节上，一不留神出现差池而招来祸端。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

无论是排演“样板戏”，还是移植“样板戏”，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走了样”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罪名的情况，多有所闻。例如东北某市有个京剧团演《红灯记》，演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剧本规定情景是：日本宪兵队的伍长将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宁死不讲，伍长复上场后向鸠山道：“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鸠山道：“宁死不讲?”伍长：“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鸠山：“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可能是由于扮演伍长的演员过于紧张，他复上场后说成了：“报告，李玉和招了。”扮鸠山的演员一听台词错了，但他很机灵地来了个“救场”：“招了?不可能吧?算了……”演出结束后，扮伍长的演员以“破坏样板戏”罪名被定为“反革命”，长期遭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