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故乡在我离开它多年之后才最终来到我的心里，只是此刻它早已面目全非。三年前我回北流，我看到，它比七年前变得更加崭新和陌生，我认识的街道已经消失，熟悉的树木不见了，大片的田野变成了工地。尤其是，我的母语也夹杂了一些普通话和广东话，这使它变得奇怪，有一次文联在一家宾馆里请吃饭，饭桌上全是本地人，但上菜的小姐每上一道菜都用普通话而不是本地话报出菜名。我想，如果今天我仍生活在故乡，一定也像一个异乡人吧。

我住在东城一幢高层建筑的八层楼上，我女儿从五岁起就在阳台种玉米，至今已经种了几年了，因吸不到地气，又没有充足阳光，结果每年都不抽穗，女儿总是白欢喜一场。我想我有一半像这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

好在文学收留了我，我无根的病态和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放。我先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现在成为了一个靠写作生活的女人。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即使只有一万人买我的书，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准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场的脸色。

我逐渐平静下来，这使我慢慢看到了他人的生存。

我愿意看得更多一些，自2000年的5月到9月，我一个人独自上路，四次进出北京，沿着黄河流域，旅行了两万多华里。我看到了无数的田野和山脉，看到了乡村的集市与学校，老人和孩子，羊和牛，送葬的队伍和晒在马路上的麦子。我虽不擅长参与社会现实的写作，但我确信，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会使我的内心变得健康一些。

把自己写飞，这是我最后的理想，在通往狂欢的道路上，我这就放弃文学的野心，放弃任何执著。我相信，内心的故乡将在写作中出现。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写作，就让文学像细菌一样潜伏在我的肌体里吧，让它们与我一起，与万物共生长，或者，与万物同消亡。

我曾经如此畏惧这个世界，世界却以文学拥抱了我，我惟有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