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这样安慰自己，但还是摆脱不掉可怕的念头。他觉得浑身无力，简直不能对抗外界的和心里的一切了。“老了，真是老了，虽然得不了精神病，但却是熊瞎子敲门——熊到家了。想想那时，我是多么神气，对方吓得面无人色……真能耐呀！你呀……”他自豪地回忆着，不由得豪气万丈，不过一会儿工夫，他的自信就土崩瓦解了。

“不，不能这样。我该怎么办呢？打个电话？不行，我是答应过的，和不认识一样……不过可以不守信用，对，现在这年头谁还守信用？就连做生意的那些人都毫无诚信可言，而诚信是生意人的命根子呀！我也可以不守信用，管它呢……不，还是不行。不守信用对谁都没有好处，最终会两败俱伤、鸡飞蛋打，还是像这些年一直做的那样好。”他的心绪似乎平静了下来，每次他都这样权衡着利弊，来证实自己当年所做的和现在所坚持的没有错。可这次却邪门了，刚镇静下来的心情又忐忑不安起来，像是吹着来回刮的风一样，被驱走的乌云又从天边回来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今天是怎么了？难道真要出事？会出什么事呢？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甚至比往日更正常，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对方要反悔。那是为什么呢？难道……”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但又无法证明自己的直觉。最后，他下意识地走到门外。

春天过去了，在这里意味着狂暴的风走了。夏天刚到，天空是那么晴朗，蓝色的天洁净透亮，十点钟的太阳斜斜地挂在空中，再过一会儿，它就要走到天空的中央，在那里展开火焰的翅膀，向大地俯冲过来。不过，那时正是人们吃午饭的时候，太阳的威力只能是无的放矢了。

果然，当他长途跋涉（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走两个小时的路就算是一次长途行军了）到了这里时，屯子里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有条狗咬着尾巴在街上溜达，好像是见过他似的，抬抬头看看，没有叫，躲到篱笆墙边，低头寻觅着什么。

他为什么要来这里？进了屯子他才猛省过来：“又是无用的事。你这是怎么啦？真是疯了吗？”他虽然懊悔得想掉头就走，但一股莫名的力量却拉着他走向那个可怕但却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一切，除了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外，还有巨大的物质变化。城里的楼高了，路宽了，人们从窝里搬进了鸟巢，就像野兽变成了飞鸟一样。人们脱下了蓝色的中国式制服，穿上了西装，有的还打上了领带。有人说，领带原来的功用是擦嘴的，怪不得打领带的大多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好比蛆虫变成蝴蝶了。农村也是一样，村民们的生活虽不像城里变化得那么大，但也今非昔比了，也穿上了西装，就是不会打领带。

只有一件事没有变，那就是凶宅还矗立在那里。这二十年的风霜让它破败不堪：房檐塌了一半，窗玻璃一块也没有了，这是当年让马奎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因为只有他家的窗户才全部是玻璃的。

当年案件发生的时候，周伟正也来过这里，他虽然不是主要办案人员（办案的是那个郑重义，他最看不起但又不敢小瞧的一个人），可他也帮助审讯过郑重义开列的嫌疑犯名单中的人。真是长长的一个名单，让县公安局耗费了无数人力，也让那个郑重义丢尽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