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终于替她联系好了单位。这期间他俩信件往来频繁，隔天还要通一次电话。直到郝青带着一切手续来到乌鲁木齐准备去那家水泥厂上班的时候，高文才第一次见到她。回忆那次在乌鲁木齐站的相见，高文依然感到尴尬，这足以证明当时相见场面的尴尬程度。

郝青自然丑得惨不忍睹，但把她纳入这个范畴依然还是挑战了高文的想象力。郝青的个子首先就出乎他的想象，他想象中的郝青一定个子不高，无论是貌似天仙还是惨不忍睹，他都固执地认为她的个头一定是偏矮的，而实际上郝青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高个儿，其次才是丑，再次就是瘦。

高文在新婚之夜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落入她的圈套跟她结婚的，他只记得一点，那就是她对他的威胁。高文甚至在和她结婚的时候连她的父母家庭都不愿多问一句，以至至今也不知道她的真正来历，也从未见过她的父母。郝青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高文的引用是一种抄袭，这完全是高文对她的提醒，厚厚一本书只引用了几行字，当事人也难以察觉，高文在后来跟她聊天时，讲到他所患的抑郁症，讲到他给她写信的动因就是为了摆脱心头的尖刀，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授她以柄。高文在让郝青知道病根之后，一条凶险之河就在他眼前铺开，他已无法涉水而过。

《北京往事》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被拍成了电影，并在国际上获奖。

高文则更深地被郝青攥在手中，直至生了女儿，直至今天。

高文来到北京也没让他从抑郁中摆脱出来，反而陷入更深的抑郁，他来北京那一年正赶上动荡局面，他像战地记者那样亲赴现场，个人的抑郁和集体抑郁相加，他承受的已超过了极限。后来的一个闪念让他起死回生。实际上说起来也很可怜，这根救命的稻草竟是一部小说的构思，他发誓要写一部能获诺贝尔奖的大作来证明自己。《北京往事》越成功，他心上的刺就扎得越深，而“诺奖之作”不仅会拔掉那根毒刺，更会为他验明正身，他的才华和人品即便只能在死后得到验证也能给他巨大的现实的力量和安慰。高文看过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这位作品一直被苏联当局查禁的作家就是把他的“大师”作为遗嘱来写的。而高文靠着虚妄中的诺奖之作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心理危机，面对郝青，面对必须面对的不容他抽身的一切，他就拼命想自己的大作，拼命构思诺奖之作，如同那位在莫斯科大剧院打杂的布尔加科夫靠《大师和玛格丽特》惶惶度日而没有自杀。只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部以天安门广场为内容的大书中，他才能不被吓倒，不会崩溃，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有效自疗，使他的抑郁症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还能正常写作生活。虽然盛珠是第一个察觉他的病情的，却不知道其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也就是说不知道他是如何自救的。

郝青去旅馆的水池边洗漱完，喝了豆浆，吃了油饼，说：

“这样吧，既然你不肯把呼机给我，怕我坏了你的好事，我也不强求你了。你今天带我上你以前租的房子去看一看，这要求不过分吧？”